编审|中华书局编审、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古籍整理专家谢方逝世中华书局|北大

中华书局编审、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古籍整理专家谢方先生于2021年5月31日下午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
谢方先生，广东省德庆县人，1932年12月出生，1953年9月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长期从事古代中外关系史方面典籍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谢方先生担任编辑工作期间，主持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等学术特色鲜明的丛书，尤其是“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大唐西域记》的整理工作，谢方先生从借调各方面专家组成整理班子，到拟订整理方案，统一体例，都付出了极大努力，此书最后由季羡林先生定稿出版。
谢方先生回忆二十六年间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记校注》的文章刊登于《书品》1986年第1期，今日转载该文表达我们对谢方先生的沉痛悼念。
慈恩顶骨已三分，西竺遥闻造塔坟。
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
——陈寅恪《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
这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于1964年春赠向达先生的一首诗。所谓“缀遗文”，指的就是从1962年起向先生致力于整理研究《大唐西域记》一事。当时向先生久仰陈先生在佛学和梵文方面的造诣，特地从北京专程到广州中山大学陈先生寓所请教《西域记》中有关佛学和梵文的问题，故诗中有“吾有丰干饶舌悔”之句。二位学者不远千里相会，共同切磋学术问题，一时传为佳话。现在，陈、向二先生早已作古，而由季羡林等同志新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是此书的责任编辑，也是二十六年前向先生等着手整理此书的联系人，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最近有一些同志常向我问及新校注本和过去向达先生、章巽先生等整理此书的关系，因追忆其事，写成此文，并作为对已经辞世的前辈向达先生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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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是唐代高僧玄奘游学印度归国后写的关于中亚和南亚历史地理的名著。但此书长期以来，在国内却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更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点校本和注释本。而在国外，特别是西欧和日本，早已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注本和大量的研究论著发表。因此，解放以来，整理出一个完善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本，是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
最早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记》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向达先生。1958年，向先生拟定了一个《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共收录古籍42种，准备陆续整理出来交中华书局出版。所列的第二种书，就是《大唐西域记》。当时我是向先生《蛮书校注》一稿的责任编辑，经常拜访向先生，并向他请教；我局的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就让我担任这套《丛刊》的责任编辑，与向先生联系。当时向先生正在整理《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和《两种海道针经》三书。《西域记》工作量较大，他要留待以后再进行。
不久，1959年4月，金灿然同志收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金兆梓的一封信，信中说到：
日前章丹枫（即章巽）、范祥雍两同志交来整理《大唐西域记》计划一份，我已略读一遍，似与尊意尚为相符。章、范两同志并面称志在超过国际水平，不仅赶上国际水平也。……（摘自中华书局业务档案卷，下文所引未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摘自业务档案卷。）
金兆梓的信中并附有章、范两先生整理《西域记》的计划一份。灿然同志即征求陈乃乾先生和我的意见。陈先生完全同意接受此稿，我也觉得向先生当时尚无力顾及此书，即使将来愿意搞，也可采取共同协作的形式进行。于是灿然同志便决定接受章、范二人约稿，并把他们拟的《西域记》整理计划打印出来，分别向各大专院校及研究单位、专家征求意见，很快便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支持。1959年底，我们又将章、范两先生的《西域记》校注本列入组稿计划，并预定于1962年发稿。
与此同时，1959年7月范祥雍先生又就《西域记》的整理问题到北京来拜访向达先生，向先生当时也表示愿意支持章、范两先生的工作。他在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信中说：“我所藏关于《西域记》的材料不多，已同范祥雍先生谈过。他们如果认为有用，我都可以奉借。”由于向先生当时已被错划为“右派”，像整理《西域记》这样复杂繁重的工作，没有校方领导的布置和支持，不能贸然进行。当时他整理《西洋番国志》等书，也是经过系领导同意的。灿然同志曾对我说：“向先生的稿子来了，可以加工付排，付型后先放着，待他帽子一摘，我们就马上付印出书。”果然，向先生在1961年“摘帽子”后，他的《蛮书校注》和《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等四种书很快就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