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审|中华书局编审、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古籍整理专家谢方逝世( 二 ) 中华书局|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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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先生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但是，在1961年1月间，北大历史系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现将当时系主任周一良同志给金灿然同志的信摘录如下：
关于《大唐西域记》，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包括向达、邵循正、季羡林、邓广铭和我），由向达提出了几点初步意见，并就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汇报如下：
一、关于校注的要求，我们认为应当超过所有外国的译本，表现出我国学术水平，体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和古为今用。
二、关于注释工作，我们认为应当在吸收中外学者已有成果之外，还有新的成就。苏联和印度学者关于中亚和印度的考古发现，足以与本书相印证的，都应当吸取。
……
五、范、章两先生原订计划是六二年完成，我们考虑仍旧以此期限为目标，争取提前，……希望和范、章两先生联系，了解一下他们的校勘工作进展情况，有些已作的工作不便重复。请中华召集一个会，北大同志之外，请周叔迦（佛教会）、石峻（人大哲学系）、夏鼐（考古所）、贺昌群（科学院）等参加。
对于北大历史系提出的这个计划，我们很快就赞同了。这主要是不但校注阵容强大，而且完成时间也能提前。我们同时有了南北两个约稿对象，既可以出两种本子，必要时也可合起来出一种。我们当时完全过高估计了北大组织的集体力量。其实，除向先生外，其他诸人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工作，很难抽出来搞《西域记》的校注；而南北合作，事实上也存在很大的困难。不久之后，我们就收到章巽先生的覆信：“今承告贵局决定委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持其事，甚表赞同，以后如有需要协助之处，凡力所能及，自乐于从命。”于是，原来是向先生支持章、范两先生搞的，现在变成了章，范两先生支持北大搞。而北大历史系除提出计划外，却久久无行动，会也没有召开，只有向先生一个人常向我发点牢骚，说工作开展困难，没有资料，无法单干下去。实际上当时高等学校正在“拔白旗”，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谁还敢闭门搞古籍整理呢？上海章、范二先生因不了解北大的情况，工作也停顿下来。因此，原来希望南北两家共同整理《西域记》的可喜局面，到了1962年，实际上已宣告流产了。
以上是整理《大唐西域记》的第一个阶段。
1962年，随着《蛮书校注》等书的陆续出版，向先生的精神也振奋起来；这时他又向我们提出他酝酿已久的整理《西域记》的三步计划，并决心以余生的精力独自来完成它。他在1962年5月给中华书局写了一个报告，就提出了这一设想：
一、关于影印本问题（即将现存的敦煌残卷本、福州藏残卷本和赵城藏残卷本三个古本《西域记》辑在一起，加上序言，予以影印出版。略）
二、关于底本和简注本问题。简注本除本文详细校正，分段落加标点外，并于费解的辞句、典故、古代地名、宗教派别等等，与以简单的注释，附带地图以表明玄奘的行程，并将道宣的《高僧传》中的玄奘传作为附录，以供一般读者参考之用。《西域记》本文约十万字，简注本大概有二十万字。
三、关于详细的校注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些。既有批判继承问题，也有推陈出新的问题；既要总结过去的成绩，也要反映出今天的研究水平。
向先生提出了要搞影印本、简注本、详注本三种本子，我们当时是完全予以支持的。在1965年以前，他差不多主要就是搞影印本和校勘标点本的工作。1963年，他在北大历史系与中文系合办的讲座中主讲《玄奘和大唐西域记》一课，并将他收集的有关玄奘和《西域记》的资料，在教室内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共展出文物图片四十余件，很受学生欢迎。其后，为了查阅资料方便，向先生独自移居西四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内，专心致志地从事《西域记》版本校勘工作。1964年春，他又自费专程去广州拜访陈寅恪先生。1964年夏，三种古本残卷的影印辑编工作首告完成，向先生撰写了《前言》，由佛教协会王德鹏先生送到中华书局。
可是，时机又一次不利。1964年，已经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已经占领了各个领域。下半年，学术界的气氛也顿时严峻起来。作为敏感部门的出版界，在“政治第一”的口号下，更警觉起来。我向金灿然同志汇报了《西域记》影印稿完成的情况，他马上把影印稿和前言要了去，亲自审阅。过不了几天，他就做了如下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