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院|【史学理论研究】周厚琴：当代俄罗斯史学中动乱学研究的新趋向( 五 )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

在“动乱—帝国”模型中，三次动乱之间联系的核心在于国家农奴制贯穿始终。 А.Ю.德沃尔尼琴科指出，国家农奴制在20世纪初动乱后的“苏联红色帝国”中逐渐重建；同样地，它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在20世纪末的动乱后重建，虽然今日俄罗斯的帝国重建尚未完成。国家农奴制在大动乱后不断成熟，动乱使其根基震荡，带来无数的灾难，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继续某种解体的进程。研究者发现，整个17世纪“几乎都是在与外敌不间断的战争之中，在局部或有时全面的内部流血冲突之中，国家和社会在动乱的震荡中延续” 。 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和20世纪末苏联的“现代化”亦是如此。上层政权内部无法对现代化方案形成统一的认识，找不到帝国新的出路，只能以动乱终结，然后再重建。
这一模型中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революциясверх）现象。苏联学者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表述和历史现实，认为“自上而下的革命”是介于规模宏大的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某种历史现象，如伊凡四世实行的特辖制，或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 。苏东剧变初期， Н.Я.埃德尔曼（Н.Я.Эйдельман）撰书尝试阐释“自上而下的革命”现象，其著作引发了一场关于“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讨论。研究19世纪俄国史的学者Б.Г.利特瓦克（Б.Г.Литвак）认为，在俄国历史进程中没有这种类型的革命；而美国史学家Т.埃蒙斯（T.Emmons）在俄国历史中找到两种类型的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革命” 。 А.Ю.德沃尔尼琴科则认为，虽然“自上而下的革命”概念尚不够明晰，但可以在俄国历史上找到四次类似的现象：伊凡雷帝时代、彼得一世时代、斯大林时代和普京时代。他强调，只有经历了伊凡雷帝特辖制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以及历史上第一次大动乱，俄国的国家农奴制才得以生成。即17世纪初之前的俄罗斯不存在国家系统性危机的动乱，而从17世纪开始的俄国历史，都可以从动乱和国家农奴制的理论视角加以考察。为什么说17世纪之前的俄罗斯不存在国家系统性危机的动乱？А.Ю.德沃尔尼琴科认为，动乱作为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状态，它只存在于已经形成的统一国家中。 15世纪初立陶宛大公国和莫斯科公国发生了一些表面上像动乱的事件，在苏联历史编纂学中一律被称为“封建斗争” 。这一术语和用这一术语去阐释类似的事件都颇有争议。实际上，许多来自俄罗斯古代的、由于城邦之间相互关系而引发的地区间的斗争，学者们已在古罗斯史的研究中探讨过。这一时期的罗斯城邦远非成形的国家形态。应当区分动乱与社会斗争，二者并非相同的现象：基辅罗斯有社会斗争，但没有动乱也不可能有动乱，因为它还不是统一国家。
该模型中还有一个值得考察的概念：“动乱情势或动乱前情势”（смутная/предсмутнаяситуация），与过去已有的“革命情势”（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ситуация）相类似。 “动乱情势”随着消极因素的积累应该先于动乱而产生。无论何时（至少在俄国），动乱都不会自下而上地开始，因为下层对“旧体制下生活”的不满并非动乱的决定性因素。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当没有明显的政权危机时，俄国根本不会发生任何动乱。正是当“上层”不愿意也不能在旧制度下生活，政权变得反应迟钝而陷入绝境时，动乱就来了。也就是说，大众的不满可能对政权的维系产生某种消极影响，但是，无论大众的不满如何尖锐化，或者其政治积极性多么高涨，或者外部的大变动（战争、制裁等）多么剧烈，都不可能对俄国产生动乱情势发挥主要作用。俄国社会的这种特殊性，首先取决于其国家农奴制的特点——国家掌控一切，动乱的起因从来都发端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