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院|【史学理论研究】周厚琴：当代俄罗斯史学中动乱学研究的新趋向( 四 )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

“大动乱年代”呈现出这样一种进程：动乱始于最上层，从最高政权的危机开始，然后扩展至“中间”阶层和下层民众。国家政权无力恢复秩序，于是出现了外省和郊区力量组成的民军。国内战争又与外国干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时，缙绅会议的传统发挥了积极作用，事实上，正是它拯救了俄罗斯国家。
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动乱”的后果和影响。最初的研究者总是强调， “大动乱”破坏了国家政权机构，而这些政权机构又被新王朝重建。但一部分历史学家发现， 16世纪和17世纪国家的内部组织机构并没有原则性的差别，因此倾向于否定“动乱年代”对莫斯科国家未来发展的影响；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则承认这种影响，并找出其中的差别，认为这些差别就是17世纪初危机的后果。俄国大动乱研究专家Д.В.里谢伊采夫（Д.В.Лисейцев）强调，虽然在考察动乱前后莫斯科的国家机构体系时，并未发现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存在明显改变，但的确存在王朝和社会经济的危机。 А.Ю.德沃尔尼琴科则进一步指出，在动乱进程中及动乱后，不仅专制君主制得到巩固，而且形成了俄国特有的“国家农奴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ийстрой）。它在动乱之前就开始形成，最终在1649年会议法典中确立。 “国家农奴制”概念在俄国近代史的大多数时候都会被提及。这一体制持续了很长时间，它逐渐消除了缙绅会议传统以及俄国历史上存在的那些民主因素，使政权越来越远离人民，使社会丧失对国家发挥影响的杠杆。这种体制往往会发生周期性的动乱。
“大动乱”的后果除了生成独特的“国家农奴制”外，其影响还在于，它开启了俄国历史的早期近代。从卡拉姆津时代开始，史学家普遍认为俄国“近代”从彼得一世开始。而克柳切夫斯基和普拉托诺夫倾向认为俄国“近代”始于“大动乱” ， А.Е.普列斯尼亚科夫（А.Е.Пресняков）则在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而出版的六卷本历史著作中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列宁积极吸收这些研究成果，也认为俄国近代史大约从17世纪开始。 А.Ю.德沃尔尼琴科指出，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正是从17世纪开始，动乱成了俄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动乱学正是以17世纪初“大动乱”发生的原因、进程、后果及影响为研究对象，提出17世纪以来俄国国家制度出现了三次系统性危机，并构建危机应对的“动乱—帝国”模型。
第一次动乱：17世纪初的动乱，这是俄国近代“古典的”（классической）动乱。动乱动摇了中世纪莫斯科沙皇统治的根基并最终使国家陷入崩溃，大众排斥那些与入侵者公开合作的波雅尔贵族精英，同时也排斥受西方影响的最高政权，反而拥护传统的专制政权——三个“伪德米特里” 。在这场动乱的影响下，俄罗斯开始走上帝国道路。
第二次动乱：20世纪初的动乱，这是俄国“现代的”（модернистской）动乱。动乱的冲击迫使沙皇接受立宪改革方案，但又不愿进一步放弃专制权力。随着沙皇政权上层对改革方案的分歧加深，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帝国的动乱中覆灭。随后的临时政府并未赢得广泛的支持，而各种“民主”政党成了新动乱中的集体“伪德米特里” 。这些“民主”政党，在意识形态和心理上与大众意识不相符，他们被日渐激进的大众自发势力所消灭。这次动乱的最终结果是出现了新的更为强大的帝国——苏联。
第三次动乱：20世纪末的动乱，这是“后现代的”（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ой）动乱，决定着当前甚至未来俄罗斯的主要发展前景。苏联帝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无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 “新俄罗斯”在苏联的废墟上至今仍在探寻应对之策。是否依然会走向帝国？谈论这一进程的后果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