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爱泼斯坦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两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先居住在哈尔滨，后在天津定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爱泼斯坦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战地采访人员生涯。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香港——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前线，他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始终坚定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壮举。
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采访人员参加了采访人员团前往延安。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写的20余篇通讯在《纽约时报》发表，并收入《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该书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被译成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延安，他积极主动帮助那里的中国同行们。新华社的第一条英文电讯，就是经他改写后播发的。从此，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回到中国，参加新中国对外宣传杂志《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的创办工作。
爱泼斯坦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他共事几十年的《今日中国》杂志社原第一副总编辑张彦曾这样总结说，爱泼斯坦为中国对外宣传所作的贡献远不止改好一篇文章或者办好一本刊物，而是从战略和战术层面为新中国外宣事业建言献策。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爱泼斯坦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2005年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病逝。妻子黄浣碧至今仍保存着爱泼斯坦当年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和入党申请书。泛黄的纸页上，一个个英文单词背后，是一颗火热的中国心。
“他一心向着中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名誉。”黄浣碧说，爱泼斯坦一辈子写的就是中国，他似乎就是为中国而生的，对中国爱得深沉、爱得清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中国人一般从爱国主义走向国际主义，而我是从国际主义走向爱国主义。”爱泼斯坦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
文/新华社采访人员 潘 洁
“两弹一星”先进群体：精神之光 永不熄灭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大楼三层，有两所办公室始终被保留着。一所是力学所首任所长钱学森的办公室，另一所是首任副所长郭永怀的办公室。
钱学森、郭永怀，他们都属于一个被历史铭记的英雄群体——“两弹一星”先进群体。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将自己的余生贡献给这片他热爱的土地。
回国后，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等。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很兴奋。”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回忆上钱学森的课，仍然记忆犹新。在那几期培训班的学员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航天的领军人物，推动了“两弹一星”和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
早一步归国的钱学森数次写信给同门师弟郭永怀：“快来快来，我们拼命地欢迎你！”
郭永怀归国后，便投身于我国“两弹一星”的建设。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在完成第一次热核弹头试验准备工作返回北京时，因飞机着陆失事不幸遇难。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胸前保护着完好无损的装有绝密实验资料的公文包。
像钱学森、郭永怀这样的前辈科学家还有很多，他们有人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与工作条件，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也有人隐姓埋名数十载，风雨兼程；还有人甚至为科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科学家们白手起家、攻坚克难，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科技奇迹，让“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1964年10月16日，沙漠深处惊天动地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爆炸；
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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