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默|好书·推荐丨陈维崧：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一生，年谱堪比小说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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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崧年谱》
周绚隆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维崧（1625—1682）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以诗词享誉清初文坛。本谱以清人陈维崧《湖海楼诗集》《湖海楼诗稿》《迦陵词全集》等为主要资料依据，旁征陈氏诸多亲友、交游的别集、年谱、方志编纂而成，运用文献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将谱主生平主要事迹、交游、著述等系年。通过对各类文献的相互考索、排比参证，详尽地勾画了陈维崧一生的行迹，反映了陈维崧的思想及文学创作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对其文学创作、学术活动、唱和交游等作了细致的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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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崧1625—1682年
绚隆十馀年来于人文社编辑工作之馀暇，留心清代大词人陈维崧的著作及有关其人其事的文献，广泛阅览，细心爬梳剔抉，日积月累，作成一部新的《陈维崧年谱》。绚隆曾经跟我学习，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主要研究陈维崧的词，在年谱写作中亦时而有所交流商讨，文稿初成我有先读之快，也就难逃推毂之责了。
为名人作年谱，属于史学工作。
为名人编写年谱，逐年记出谱主一生的经历、行事、交游、著述，是为完整、深入认识、评论其人的功德、业绩、历史地位，提供出一份坚实的事实依据。按梁启超的说法，属于史学工作。
为文学家作年谱，侧重其文学创作情况。
为主要以文学创作而著称于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家作年谱，虽然仍重在记出谱主一生的事迹，但却要侧重其文学创作的情况，记出若干重要作品的写作年月，以便于联系当时的时事和谱主的处境，理解作品的意旨、意义，中国的年谱肇始于宋人为韩愈文、杜甫诗进行编年，就是这个道理。
为文学家作年谱，尽力搜求有关的文献史料。
另一方面，文学家的一生往往是比较平淡无奇，无缘参与国事，没有做出过值得称道的事业，而关系到其人的生存状况、生命历程的事情，又往往蕴含于文学作品里，要发掘出来。
文学作品里蕴含的人事，有的比确知其生卒年月，仕历、游历的具体状况，还更为重要，对了解作为文学家的谱主更有意义。所以，为文学家编写年谱，既要尽力搜求有关的文献史料，也要研读谱主的诗文，揭示出其中蕴含的人事和谱主的心理心态，这才能够丰富、深化对谱主其人的认识。
绚隆作此《陈维崧年谱》，于文献资料的搜求上是很用心费力的，谱后所附“参考书目”多达千种，谱中都有所征引，便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的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参考引用过的书，如传本极少的《亳里陈氏家乘》、以前研究者没有使用过的《迦陵词》手稿本、民国抄本《商丘县续志资料》，绚隆都假之稽考出有意义的内容。
如亳里陈氏世系表的绘制，对陈维崧祖、父两代人的记述，由陈维崧的《贺新郎·弓冶弟万里省亲，三年旋里，于其归也，悲喜交集，词以赠之，并怀卫玉叔暨汉槎吴子，用赠柳敬亭原韵》词，抉出其族叔陈玉铸受南闱科场案或通海案株连而流放宁古塔的事情，就是依靠这部在陈维崧的家乡宜兴找到的书做出的。
《商丘县续志资料》等几部河南的地方志，使绚隆开拓了对陈维崧在河南漂泊生涯的考察，更有意义的是加深了对宜兴陈氏与商丘侯方域家族至为密切的关系的了解。这是已往研究者不甚关顾的事情。
迦陵词的刊本都是以词调为类分别编排的，许多篇什作期不明。绚隆找到了基本上以写作时间为序的《迦陵词》手稿本，这便使许多作期不明的词作的作期得以确定下来，分别系入各个年月中，有助于对词作的理解和诠释。如《水龙吟·咏杜鹃花》，载于《迦陵词全集》卷二十三，作期不明。此词在这部手稿本中载于第八册，下面紧接的一首是《夏初临·本意》，题下注：“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
癸丑是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十九日为明末帝崇祯忌日，玩味词之本意，是假伤春暮而抒悼明亡之哀思。《水龙吟·咏杜鹃花》下阕有云：“距料年年，每当开日，便成春暮。”词末又有评语云：“是花？是鸟？是蜀帝灵光？惝恍不可捉摸。”实则是让人“捉摸”所咏花、鸟、蜀帝个中的意思，不可停留在字面上的花、鸟及其作为典故的蜀帝上。可见此词也是寄托遥深，与作于作为明亡之重要标志的崇祯帝忌日的《夏初临》所抒之情是一样的，也当为同一年的暮春所作。
绚隆汇集的有关陈维崧的材料非常繁富，于其自述和他人所记其行迹外，又注重从其自作诗、词、文和友人所赠答诗词文勾稽出其行事和身心状态，遂使这部年谱的内容延展得很宽，记述到的人物多达上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