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张宗子忏悔心随云雨飞( 四 ) 钱谦益|鹿鼎记|林妹妹|柳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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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凤嬛绘《板桥杂记·续板桥杂记》插图之王月六余怀在《板桥杂记序》中强调，他的这本书，旨在记“一代之兴衰”，发“千秋之感慨”，然而他也知道，对于他的“惟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别人一定会质疑荒唐，所以他在后文不惜笔墨，详述了金陵自古佳丽地风月烟花的盛衰史，然后笔头一转，“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据此，所谓狭邪艳冶，恰恰就是兴衰感慨之所系。杂记写于余怀的晚年，成书时余怀已经七十八岁，但我们细读全书，首先感到的是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少年时的声色犬马，风流繁华，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孕育出满腹悲情，寻常的回忆缅怀中，沁入了一层故国离黍的忧思，使这本一脚踏在情色文学的边沿摇摇欲坠的三卷小品，“升华”为具有些微历史沧桑感的名著。但也仅此而已。至于说，余怀本书能够把“江左风流的缅怀，政治的反省，历史的沉思熔为一炉”，不免过誉。余怀的文字好，写人写事简洁可喜，略有张岱的韵味。事实上，读余怀不可能不想到张岱，《板桥杂记》简直就是《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的姊妹篇，都是在大变革后痛定思痛，借往事的缅怀抒发故国之思。两人的身世相似，经历相似，写作的动机和写作时的心态亦无二致。《梦忆》“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梦寻》则感叹西湖胜迹“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因此要把梦中“完全无恙”的西湖写下来，“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表面上看，张岱说得悠闲，似乎漫不经心的样子，其实是为这些敏感的文字放一颗烟幕弹，骨子里还是“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张岱年轻时是个超级玩家，美婢娈童，鲜衣美食，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无一不爱。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当年的纨袴子弟豁然梦醒，《梦忆序》说：“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遥思前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这一点，也和余怀相同。台静农说：“《梦忆》文章的高处，是无从说出的，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滃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也有同样的手法，但清丽有馀，而冷隽沉重不足。”为什么说余怀冷隽沉重不足呢？张岱的二梦，写故国山河，写往昔社会，虽然笔下极有分寸，所怀所思，自然流露出离黍哀郢的悲凉。昔日的繁华，如今的败落，作者的用意并不在这繁华和败落本身，而是要通过这一对比，托出心中的爱憎。在文网严密的时代，曲折为文是身不由己的选择。余怀虽然活到八十高龄，对过去的缅怀似还停留在对轻裘肥马生活的留恋上，兴亡之感一不小心便退化为个人旧梦无法重温的痛苦，写到会心处，作者动辄忘了序言里定下的基调，哀思全消，读者只看到一个浪游子的津津乐道。事实上，国破家亡，本不是一个仅凭一笔空灵的好文字便可潇洒为之的主题。一部南部烟花史，让它承载如此沉重的责任，纵有如椽巨笔，也实在勉强，何况余怀！七张岱说“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这里的“忏悔”耐人寻味。一朝的胜衰，难道责任要一介平民的陶庵来担负？他担当得起吗？如果忏悔是针对往日穷奢极侈的生活而言，又能和国破家亡扯上多大干系呢？太平盛世不照样可以忏悔自己的愚行吗？那么，张岱忏悔的到底是什么？忏悔的意思难道真是忏悔，而不是另外一种意思的托词？顾左右而言他，是传统，也是充足的理由。《板桥杂记》并不忏悔，只有痛惜。但如果张岱可以言忏悔而意不在忏悔，余怀为什么不可以不言忏悔而实忏悔呢？忏悔心随云雨飞。孙猴子的诗句终于可以用上了，由此还可以联想到“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倡”的名言。揆之陈子龙等极少数人，这句荒唐透顶的话居然无懈可击。余怀的不自卑，大概来自于此吧。湿漉漉的翅膀从残阳下的废墟上跃起，不仅飞了，而且飞得好生漂亮，但要飞到何处呢？夕阳虽好，时光毕竟不多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想问题。中国的文人，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总脱不了政治的罗网。凡你能想到的，政治家及其仆从也早能想到，想钻漏洞几乎不可能。翻翻近三百年来的文字狱史，你就明白，个人的聪明在这张无所不包的罗网面前是如何微不足道。张岱已经很“寄情风月”了，所以能平安地做几十年逸民；余怀只谈风月，所以能以八十高龄善终。倘若也来一部《明史》什么的，结果不用假设，万古圣主康熙，他的儿子雍正，他的孙子乾隆，就是担心后人或因过于漫长的太平和安逸的日子而丧失想象力，不惜冒唐突青史的风险，已经做给我们看了。在一些特殊的时代，我们总能看见，才智之士如何把毕生心血耗在一些今天看来不太容易理解的题目上。清朝考据学的发达，前人已经把原因讲得很明白了。近代学术大师陈寅恪，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出八十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是他学术著作中篇幅最长者。陈寅恪自述写作之缘起：“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是大的动机，此外还有一个非常个人的理由：陈先生自述在一个卖旧书的人家意外得到一枚钱谦益常熟故园中红豆树所结子实一粒，从此“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更因为“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可见学术著作中，像这样不寻常的篇章，是可以当作“咏怀”一样的文学创作来看待的。作者果然论的是钱文柳诗和钱柳姻缘么？当然不是，钱柳之一切，不过著者浇心中块垒之杯酒罢了，所有引证和发挥，都是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发明心迹的特殊手段。正因为如此，《柳如是别传》中的一些考证，我们最好不要太认真。比如考出柳如是原名“杨爱”，就很像侦探小说中的故事推理，好玩而已。在柳如是身上，陈先生看见的是从民族大节的忠贞，加上旷代大学问家眼中的红颜知己；在钱谦益身上，看见的是易代之际一个知识分子的选择的痛苦。就此而言，陈先生远比余怀更有历史感，也更沉重。陈先生的“著书惟剩颂红妆”就是这么来的。柳如是之前，还有陈端生。余怀也好，陈寅恪也好，一个人的无限情思，从“记一代之兴衰”，到表彰“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到只能借秦淮艳史、巾帼裙钗来抒发，不亦悲乎！魏远峰丨连长彭铁钢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