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秉贵|一百年前的北京东安市场( 二 )

栗羊羹是一种甜得类似红豆沙的方块形甜点，但它也叫羊肝羹，煮熟的羊肝带种苦涩，而这种羹却甜得发腻，一点羊肉味儿也没有。你可以撕开它的包装，一口在上面印上牙印。我始终在琢磨它的做法，后来发现，它是用栗子粉和红小豆做成的，先熬成胶状再凝结成冻儿，切成块。可以把它当成红豆糕，但它始终有一种特殊的，仿佛薄荷般刺激你舌头的味道。
能拿在手中把玩的是茯苓夹饼。它是两张圆形的“白纸”，夹上一点芝麻、核桃、蜂蜜等和成的馅料，像一贴膏药。可以把“白纸”部分撕下来卷卷，先塞入口中；把有馅儿的“膏药芯儿”折叠再折叠，恨不得揉成一个圆球再吞下去。在根本不知什么是茯苓的年纪，还会思考那玩意怎么做成白色高丽纸的样子。关键点还有，六七十年代以后，小吃已从现场制作改为工厂生产了。
东安市场还有卖一种广味儿鸡腿儿的。鸡腿儿是卤的，皮是红色的，柔中带硬；肉是粉白的，比叉烧肉还要甜嫩，还不会像叉烧肉一样塞牙。现在已十分罕见。同样北门外还有一家极好吃的奶油炸糕，奶油炸糕是面和上鸡蛋、香草粉、奶油，通过大火炸成金黄的台球形，上面撒上白糖，现炸现卖，趁热吃，而如今是早早做好放凉了，需要时服务员会放回微波炉里转一圈再端给你，有违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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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安市场是除了原有的天桥和各大庙会以外，官方主持的新的百姓公共生活场所，使得北京有了现代公共空间的概念。虽然它是平面大棚的而不是高楼，但它的观念是现代的。
它的地理位置绝佳，离东交民巷的租界和周围的学校都不远，洋人和男女学生都会来这里逛。于是便把销售对象对准了新兴的工人阶层、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俘虏了城中的闲人和文人，以改变人固有的生活秩序，改变个人与人群的态度和关系。在胡同里买东西，人与人之间是街坊；在市场中，人与人成为游客与游客，大家彼此没关系。东安市场的创举在于，它将大批量不同行业的坐商和游商，集中到一个大市场中来，立体地系统地集中了现代性的购物、吃饭和玩耍。
即便是民国时期，你也可以约好异性伴侣，上午见面逛市场，或先在周边吃午饭，下午去打台球、看杂耍、看电影，晚上换一种口味吃晚饭，吃完去看电影或看戏，来不及回家便可在附近的旅馆里开房间。市场里最值得逛的，是女性的衣服和化妆品，这两种需要人试和货比三家，最能共度时光。这在情侣之间是感情交流，在无兴趣的人看来是浪费时间。可见约会的主要内容，从民国到现在，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当我们有了上述生活时，现代化的都市便形成了。市场和街巷，在城市之先。
东安市场的台球厅非常有名，当时叫球社。职工很多都是女的，能负责教或陪着客人打球，非常正规。在教或陪的过程中，期待你能多打一会儿。她们每天上班十几个小时，非常辛苦。台球本是项很文雅的运动，而八十年代重新回归时，好像每个台球厅都烟雾缭绕，暗藏着不良少年。
东安市场的建立有着历史的突破，北京终于在内城，在八旗子弟操练的地方，在离皇宫大内这么近的地方建商场了：商进官退，民进旗退。而它更突破的，是一九〇六年时由太监王祥发起，在北门外建了吉祥戏院。清代北城——内城是不能有戏园子、妓院、赌场等，也几乎是没有会馆的，以杜绝骄奢，保持八旗勇武之风。有几条名称貌似与教坊有关的胡同，那都是明代的地名。戏院是娱乐风化场所，女人不能进戏园子。而男人们在戏院内肆意笑骂，更被保守的权贵认为不是好地方。
吉祥戏院也是内城的首家戏院，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写道：“我以前的几出古装戏《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首次上演都是在东安市场吉祥园。那几年我在吉祥演戏的时候最多。”这里一直营业到一九九三年，无数名角在这里粉墨登场。听当年常看戏的老哥讲，八十年代时，戏校的学生在这里戏票卖两毛，普通演员卖五毛，当红的名角儿能卖到八毛，但只有谭元寿和张君秋出来能卖到一块。谭元寿唱《打金砖》能卖到一块二！六十岁的谭元寿先生照样在台上摔打扑跌，单腿翻吊毛，摔硬僵尸，张嘴还是六半调（升F调）的调门，炸了窝的叫好声恨不得能把吉祥戏院的屋顶掀掉。而那时的外国芭蕾舞的票价呢？五元！
末日终于到了。在动手拆除前的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到四日，吉祥戏院连办了四天告别演出。虽然所有的文化名流都在呼吁保护，但像往常一样没用。最后一场告别是天津曲艺团的京韵大鼓专场，骆玉笙来唱她的《丑末寅初》。这个唱段在六几年她年轻时就有录像，到了九几年，老太太唱得更好了，在台上喝水饮场，头路名角儿风范。二〇〇二年五月五日，老太太没了，一位喜欢曲艺的哥们儿把自己关屋里哭了三天，每天从早到晚，家里放的都是京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