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汉书礼仪志》的这一段史料记载 ， 两位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和松浦千春也在语言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 但二人的关注点与李俊方先生一样 ， 就是这段描写是皇帝即位“外禅”还是“内禅”的区别之上 。 其注意点在于此段描述是否符合汉代皇帝即位的礼仪描写 。 但如果将“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 ， 告令群臣 ， 群臣皆伏称万岁”一句断为“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授 。 太尉告令群臣 ， 群臣皆伏称万岁”的话 ， 则能这样理解 ， 汉代最高权力象征的礼器的“玉具”、“随侯珠”、“斩蛇虫剑”被授的对象应该为即位的皇帝 ， 而非太尉；太尉在此礼仪中应只是一个司仪的角色 。
《汉书郊祀志》载：“以方士言 ， 为随侯、剑宝、玉空璧、周康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 。 ”自此 ， 便有了“汉代四宝”之说 。 而《汉书郊祀志》中所载的“随侯、剑宝、玉金璧、周康宝鼎”等四物除了“周康宝鼎”夕卜 ， 皆可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所载皇帝即位礼仪中找到对应 。 即“随侯”对应“随侯珠” ， “玉宝璧”对应“玉具” ， “剑宝”对应“斩蛇宝剑” 。 《汉书新注》注曰：“随侯：即随侯珠 。 剑宝：即斩蛇剑 。 玉定壁：即受命定和氏璧 。 以上珠、剑、璧皆汉天子世传之物 。 ”‘如此以来 ， 更能断出将“斩蛇剑”等物授太尉的除了当时即位的呈帝有未亲政这一种解释外 ， 还有就是中华书局版的《汉书》的断句存在问题 。 如果为后者 ， 则“玉具”、“随侯珠”、“斩蛇剑”等被授的对象应该为即位的皇帝 。 这样也就是说 ， 在皇帝即位的时间 ， 除了接受“传国玉玺”外 ， 还要接受“玉具”、“随侯珠”、“斩蛇空剑”等三宝 ， 而此中必将行“带剑”之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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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李俊方先生的皇帝即位分“呈帝即位”和“天子即位”的观点进行分析 ， 还是从《汉书》断句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 都可以看出汉代皇帝即位必将佩带其象征其呈权的“斩蛇空剑” 。 虽然在汉代史书中经常出现“带剑”一词 ， 但是在汉代 ， “带剑”之礼则应是皇帝专属之礼 ， 其应是皇帝“亲政”的一种直接表现 。 在“带剑”之礼中 ， 皇帝所带的佩剑是其行使皇帝这一最高权力的象征 ， 绝非一点缀的饰品或玩物 ， 而应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代表 。 剑履上殿之礼
“剑履上殿”以汉高祖刘邦赐萧何之此礼为始 ， 意特许其佩剑穿鞋上朝 ， 被视为极大的恩宠 ， 基本为汉代帝王待臣子之最高的礼节 。 而在出现此礼仪之前 ， 前代都存在有不同佩剑适用于不同等级的记载 。
《考工记桃氏》载：“身长五其莲长 ， 重九持 ， 谓之上制 ， 上士服之 。 身长四其莲长 ， 重七特 ， 谓之中制 ， 中士服之 。 身长三其莲长 ， 重五特 ， 谓之下制 ， 下士服之 。 ”张道一在其著作《考工记注译》中注释此段文字言：“上士：与中士、下士皆为士之等级 。 ”按此注解 ， 明确言明早在春秋之时 ， 佩剑就因身份的不同而有了明确的差异 。 但关于此“士”亦有不同注解 ， 《广剑考》言：“此士谓国勇力之士 ， 能用五兵者也 。 ”不管此“士”的区分是因其地位等级或是在体力素质上的差别而定 ， 唯一能肯定的是远在春秋之时 ， 佩剑就因某种地位的差别而有所不同 。
春秋时代 ， 《史记正义》云：“春秋官吏各得带剑 。 ”言明在春秋时期 ， 官吏是可以佩带剑的 。 而后一统华夏的秦国 ， 在统一之前关于剑的佩带先后经历了二次变化 。
简公六年 ， 令吏初带剑气 ， 这是秦国的君王向其他诸国学习的结果 ， 亦是秦国尚武精神的一个具体表现 ， 但是此时的秦国只规定官吏才能佩带剑 。 而一年后 ， “简公七年 ， 百姓初带剑” ， 这时秦国为了一统华夏 ， 鼓励全民尚武 ， 而令百姓亦可佩剑 。 可见此时 ， 佩剑在秦国的盛行已达到鼎盛 。 秦国统治者关于佩剑政策的两次变化促进了秦国军备武力的强大 ， 并最终实现了一统六国 。 但是国家法令规定百姓可带剑并未说明在秦朝没有佩剑的礼仪或关于佩剑的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