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之前的礼仪制度中 ， 佩剑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 为诸多礼仪中不可或缺的礼器 。 在礼仪制度中 ， 佩剑往往是至高无上的权利象征或是彰显国家、个人礼节的主要礼器 。 秦朝的佩剑风气虽然遭受了秦始皇“销锋镝”政策的影响 ， 民间的佩剑风气受到了较大的打击 ， 但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之争的洗礼 ， 汉代的佩剑风气又得以兴盛并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诸多历史时期 。 汉朝在礼仪制度上继承了秦朝及其前代的诸多遗俗 ， 其中以佩剑作为主礼器的礼仪更是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起来 ， 由此形成了一套与佩剑相关的礼仪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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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剑之礼
“带剑”通俗理解为佩带佩剑 ， 但自秦代开始 ， “带剑”则演化为一种贵族化的礼仪 ， 到汉代 ， 这一礼仪基本被皇帝所专享 ， 成为太子接掌国家政权的必行之礼 。
秦始皇之前 ， 各国皆以玉为尊 ， 故紫阳方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 。 天子白玉玄组绶 ， 公侯山玄玉朱组绶 ， 大夫水苍玉纯绶 。 ”而秦始皇“九年己酉 ， 王冠 ， 带剑 。 ”“王冠” ， “带剑”表明秦始皇正式亲政 ， 成为真正的国君 。 正如东莱所言：“始皇年二十一带剑 ， 秦始也 。 人主带剑废佩玉始此 。 “佩玉三代也 ， 佩剑秦也 。 秦与三代之分无他 ， 观其所佩而已矣 。 ”可见在自秦始皇起 ， 佩剑已经成了区分秦与三代的最大的标志之一 。 而此处所言的秦王“带剑” ， 应是一种礼节 ， 是汉代之前的秦朝帝王继承并行使权利的最重要的体现 ， 是其始真正行使自己帝王权利的标志 。
带剑废佩玉始于秦代 ， 但是在汉代史料中却没有有关于汉代皇帝行“带剑”之礼的明确记载 ， 但作为继承秦朝礼仪制度的汉朝来说 ， “带剑”之礼应该是一直在延续着的 。
《后汉书礼仪志》载：“太子即即天子位于柩前 ， 请太子即皇帝位 ， 皇后为皇太后 。 奏可 。 群臣皆出 ， 吉服入会如仪 。 太尉升自阼阶 ， 当柩御坐北面稽首 ， 读策毕 ， 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 ， 即呈帝位 。 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 ， 告令群臣 ， 群臣皆伏称万岁 。 此为东汉太子继位礼节仪式的描写 。 李俊方先生对其间“斩蛇宝剑授太尉”等内容解释为“皇帝即位后 ， 把具有神圣意义的汉室重宝斩蛇剑等宝物授给代表百官的太尉 ， 并且告令群臣 ， 意在对群臣的劝勉 。 这一切完成后 ， 群臣向新皇帝表示祝贺 ， 伏拜高呼万岁 。 ”这样的解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 为什么里帝即位后 ， 会把具有神圣意义的斩蛇剑等物授给太尉呢？
“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献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 。 ”可见斩蛇剑在汉代帝位继承中的象征作用 。 王子今先生认为：“‘斩蛇宝剑’和传国玉玺绶’同样 ， 也是被看作执政权力合法性的象征的 。 ”《汉官仪》曰：“侍中 ， 左虫单右紹 ， 本秦丞相史 ， 往来殿内 ， 故谓之侍中 。 分掌乘舆服物 ， 下至褒器虎子之属 。 武帝时 ， 孔安国为侍中 ， 以其儒者 ， 特听掌御唾壶 ， 朝廷荣之 。 至东京时 ， 属少府 ， 亦无员 。 驾出 ， 则一人负传国蛮 ， 操斩蛇剑 。 ”由此可见 ， 在汉代斩蛇剑是不应归太尉所管的 。 作为执政权力合法性的象征 ， 斩蛇剑应该归皇帝所有 ， 不应在即位之初便授予太尉 ， 这其中的缘由应该有汉代皇帝“阜帝即位”与“天子即位”的区别幵始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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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崖抱月|汉服佩汉剑有什么讲究？浅谈汉代的那些剑礼】李俊方先生在其文章《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中将汉代皇帝的即位之礼分为“皇帝即位”和“天子即位”两种 。 对着两种即位的区别 ， 其认为“‘呈帝即位’是通过读策与授玺来完成 ， 而天子即位’外禅是通过祭天、内禅则是通过在柩前即位来完成 。 ”而这两者的差别应不单单是即位礼仪上的不同 ， 还应是即位所获取权力上的不同 。 即在即皇帝位时 ， 斩蛇剑等宝物授给太尉应该是呈帝的权力的一种转让 ， 其缘由应该是此时的太子即皇帝位但并未亲政 ， 其后还应行代表亲政的“即天子位”之礼 ， 而此时 ， 斩蛇剑这一汉代皇帝权力的象征是应归皇帝本人所有的 。 也就是说 ， 在“即天子位”时 ， 已经即皇帝位的皇帝是要行“带剑”之礼的 ， 而也只有行过“带剑”之礼 ， 斩蛇剑收归自己所有之后 ， 呈帝才能真正的行使自己身为阜帝的全部权利 。 所以 ， 《后汉书礼仪志》的这一记载应为证实汉代确实存在“带剑”之礼的最佳证据 。 但关于这段史料如果在断句上做一修改 ， 就将得到另一种不同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