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鬼谷子|宋代的隐士是真的隐士吗？他们经常与朝廷互动在中国古代

【战国鬼谷子|宋代的隐士是真的隐士吗？他们经常与朝廷互动】在中国古代，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他们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实际上，仕与隐是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中心内容，就其思想渊源来看，仕与隐的分歧在于儒道两家对人生终极关怀的不同回答。儒家强调慎独，主张入世，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道家则强调无为、虚极静笃，主张出世，以实现“隐居山村老泉，求得自身解脱”的自然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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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与现实政治之间自古就有紧密的关联，这一点我们在历代典籍中都能找到有力的论证。孔子就曾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这里所谓的“有道"、“无道”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情况而言的。木章主要探讨宋代隐士群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包括宋代政府对隐士的态度、宋代隐士对现实政治的回应等) ，以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在政治统治上的某些特点和宋代士人的大致面貌。宋代政府对隐士的态度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的标准是双重的，他们力求在尊隐的传统和反隐的呼声中寻求一种平衡。 “说到统治者对隐士的尊敬和礼遇，正史中大都有明确的记载，其他如《庄子》、《高士传》等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据统计， “在正中，明确为隐士立传的就有十九种，大概记载了三百多名隐士的事迹，这充分说明历代统治者对隐士群体的重视和尊崇。 ”从某种角度来看，隐士群体是政治上的不合作者、边缘人，甚至是现有政权的反对者，能够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实为不易。由此可见，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先秦以来，反隐的呼声也是不绝于耳，有时甚至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萄子和韩非子就曾对隐士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
综上，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的标准是双重的，隐士政策的制定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如何对待隐士，如何安抚并利用好这个行为乖张但却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士人群体，确实值得历代统治者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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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宋代政府对隐士的态度而言，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我们知道，赵宋王朝与汉唐相比，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便是都建立在华夏民族陷于暂时但相对长期的分裂之后。赵宋直承五代之后，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太相太宗昆仲，对国家分裂所造成的灾祸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和认识。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便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宋朝吸取五代弊政的教训，专注于重蹈覆辙，堵塞各种政治上的漏洞，而并不追求规模一新。宋朝强调“祖宗之法” ，其基本精神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 “专务以矫失为得" 。我们姑且不论遵循“祖宗之法”的后果，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努力，宋朝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以来政治上分裂割据的局面，使社会生产安定下来。但是，一些士大夫因“五季之乱，避世宜多” ，无意仕进，只求隐遁山林、清净酒脱。面对这种情形，太祖、太宗两朝采取了比较宽松的隐士政策以换取士人的支持。
首先，征召并嘉奖一些有节操、有声望的隐士。这主要是针对因唐末五代政治混乱而选择归隐并且无意仕进的那部分隐士。宋太祖就曾在北征途中诏见镇阳道士澄隐，史载澄隐“博学多识，道行精洁” ，应诏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但“形气不衰" 。太祖想让他留在建隆观，却被他以“帝祁纷华，非野人之所宜处”为由拒绝。
宋太祖对另一个隐士王昭素的诏见也能说明这点。史载:“王昭素先生博学通九经，尤长于(易》，作《易论》二十三篇，学者称之。李穆荐之太祖，召见，年八十，貌不衰。太祖问:‘何不求仕，致相见之晚?’对日:‘草泽陋儒，无补圣化" 。赐座，讲《易》，帝嘉之，以为国子博士。逾月，赐茶药遣还。 ””宋太宗对待隐士也是礼遇有加的，他对隐士陈抟的嘉奖一时被传为佳话。太平兴国初年，太宗召陈抟赴阙，并且赐御诗一首。诗云:“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查无闻。如今著肯随微召，总把三峰乞于君” 。陈抟来朝见时， “以宾礼见，赐座" ，并且向其询问军政大事， “恩礼特异，赐号希夷，屡与之属和” 。后来陈抟萌生去意，太宗知不可做， “赐宴便殿，宰相两禁傅坐，为诗以宠其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