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史知兴兴儒学，振家国，与皇帝共治天下，宋朝的士大夫政治：吾为士大夫( 二 )

不仅如此，东汉魏晋以来，经由西域各国传入的印度佛教思想在不断的发展中，渐为古代中原地区的宫廷贵族和普通民众所接受，并成为主要的宗教思想，一度在中国本土的道家黄老思想的竞争中有取胜之势。这亦使得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成为封建王朝官方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受到极大地冲击。这是文人士大夫的痛心之处。
宋朝时期，士大夫政治正式确立。士大夫成为官僚统治阶层的的核心，掌握较高的政治话语权，亦拥有影响一个王朝整体态势的实权。如此，在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又一有利条件下，士大夫们在政治行为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借用政治舞台的影响力为复兴儒学提供最大的助力。
从"宋初三先生"孙緮、石介、胡瑗，到"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再到南宋的理学家朱熹，两宋时期的儒学士大夫把振兴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入仕从政的核心精神，以作为治学著书的根本。宋代名臣心忧天下的范仲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程朱理学的奠基人朱熹等儒学士大夫，在其政治思想与行为中皆渗透儒家思想，他们的各种儒学著作更为儒学的复兴有极大的作用。可以说，宋代士大夫政治在儒学士大夫们的努力之下，时刻尽显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执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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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提倡与君主共治天下
积极振兴儒学的士大夫们，在朝堂之上，政治事务之中，时刻秉持儒家思想，并以此为行为标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儒家思想"与人主共治天下"的极力提倡，并真正实践于朝堂之上。这种思想的顺利施行，得益于宋朝建立之初的治国思虑。
宋太祖建国之后，认为自古王朝的兴建始于对士大夫的成功笼络，却皆亡于统治者对士大夫的忽视，反而重用外戚或世家豪族。魏晋各王朝如此，李唐王朝亦是兴于关陇士族而亡于庶族，五代更有兵权乱政。出于各种考虑，宋太祖认为王朝的统治稳固依赖于统治者士大夫阶层的笼络。
为此，宋朝历任统治者皆贯彻建国之初的削弱武将，重用文人士大夫的治国思想。不仅通过科举制度扩充士大夫阶层，还在政治上给予士大夫相当高的权力。却并非是分享皇权，而是在国家的各项方针制定等政治事务中，具有一定的参与权和决定权。这与儒家君臣思想中，君臣相辅，非君王一言独断的政治追求高度符合。于是，宋朝士大夫政治下的政治格局呈现出"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的特点。
士大夫政治下的宋朝政治形态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们的重用，与儒学士大夫们振兴儒家思想的责任感相统一，共同促成独具特点的士大夫政治的形成。此外，宋朝规定"不诛大臣、言官" ，开不杀文臣的历史先河，可谓对士大夫极尽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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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政治热情—忧怀天下，内有治国新政，外有制敌策略
宋朝士大夫深受统治者重视，并且儒学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与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和谐统一，这使得宋代士大夫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积极将他们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理念付诸于政治实践之中。
宋初建国以来，文人士大夫一改唐末五代以来消极避世的士人风气，尊儒而排斥佛道思想，振兴儒家思想，积极入世，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并将儒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根本。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张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儒学士大夫在社会理想中阐释儒学的真谛。
宋代政治主体士大夫对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对宋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祈祷积极助推作用。在面临众多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时，宋代士大夫深度参与政治，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不断努力。诸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等政治举措，虽形式各有不同，但士大夫为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共同努力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