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陈佳臻：元朝统一前六部设置考( 六 ) 从中统元年（1260年）到至元十三年（12

那么，行六部在大蒙古国时期是否等于当时的行尚书省？唐长孺在《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一文中认为， “所谓行六部于燕疑即行尚书省事，亦即燕京之断事官或札鲁火赤也”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论述》则认为，行六部并不等于行尚书省，而是当时尚书省之下的“分曹属官”而已。姚大力《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一文结合域外史料，也指出，所谓“行六部”实际上指代的是“大必阇赤” ，而非“大断事官” ，即行六部不等于行尚书省。事实上，如果把关于大蒙古国时期行六部为数不多的记载拿出来对比，便可知道，行六部与行尚书省确非一职。
例证之一为上文提及的赛典赤·赡思丁。《元史》本传关于赛典赤的记载是， “宪宗即位，命同塔剌浑行六部事” ，而《本纪》部分却称宪宗“以牙剌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昝马丁佐之” 。 “不只儿”即为“布智儿” ，从《元史·布智儿传》的“宪宗以布智儿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的说法看，不只儿所谓的“行尚书省事” ，即为“札鲁忽赤” ，亦即“断事官” 。其时燕京尚未称“大都” ，此一提法当为后人所加。而“行天下诸路”的表述亦间接印证：此时的燕京行尚书省辖境已覆盖当时蒙古所统治的中原地区。依此看来，前述几位“行尚书省事”的官员，其实是宪宗蒙哥从和林派来的“札鲁忽赤” 。而赛典赤和匿昝马丁不是“行尚书省事”之人，仅是“佐之” ，可知其所谓“行六部事”者，不过是辅佐“行尚书省事”者而已。
例证之二为马月合乃。王恽《中堂事记》中称其为“前行部尚书” ，即曾经充任行六部尚书一职。而在其曾孙马祖常所撰的“神道碑”中，马月合乃的职务为“赞断事官事” 。唐长孺据此认为， “行六部即断事官矣” 。实际上，这是唐先生的一个误解。按“神道碑”所记，马月合乃的职务是“赞断事官事” ，并非“断事官”本身， “赞”更多是参赞、辅佐之意。这一点，《元史》列传中的记载更为明确，称马月合乃“赞卜只儿断事官事” ，表明其与赛典赤等一样，仅仅为辅佐角色。以此观之，元初行六部官员是断事官下的参赞人员，与六部毫无关系。
四、探究元初六部设置的意义
弄清元初六部的变化情况，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六部变迁和解读史料。以张雄飞为例。史载，张雄飞在至元七年前因抵制设立尚书省而出为同知京兆总管府事，至元七年之后到至元十四年前曾任兵部尚书，后因忤阿合马，出为“澧州安抚使” 。实际上，张雄飞任职的是兵刑部尚书而非兵部尚书。据其本传记载，张雄飞在任兵部尚书期间，阿合马多次要求他配合罗织政敌罪名，甚至处政敌以死刑。如阿合马“与亦麻都丁有隙” ，希望罗织其罪；又有秦长卿、刘仲泽“忤阿合马” ，欲下狱杀之等事，阿合马都要求张雄飞配合，甚至许以“诚能杀此三人，当以参政相处”的高官。如果张雄飞仅仅是兵部尚书，那么他在刑狱方面不当有这么大的干预权，是以知，此时的张雄飞应为兵刑部尚书而非兵部尚书，故在司法上有一定的决定权。且据前论，至元九年到十三年间，元朝中央六部实行四部体系，故张雄飞的兵部尚书有误载之嫌，其实际职务当为兵刑部尚书。
此外，这一探究还可以为一些校订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如《元典章》中的“毛段上休织金”一则，沈刻本的时间作“中统二年三月十五日” ，《通制条格》显示为“九月” ，处理部门为右三部，依上述时间来看，当以《通制条格》的时间为是，因为三月十五日尚未有左、右三部建置。又如，《元典章》中有“误打死人”“杀死娟女”“军殴县令”“品官相殴”“犯奸放火”五个案件，均署为至元五年尚书刑部处理的案件，但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至元五年是不可能存在尚书省下属的刑部机构，故而这几则记载必定有误，且很大可能是时间记载上出错，因为至元五年的时候，还不可能有人预先知道几年后会出现刑部归尚书省管辖的情况。此外，《通制条格》卷十九《捕亡》中有“追捕”一目，其中一则案例的处理时间和部门分别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中书兵刑部，根据前文，这样的记载也必定有误，因为至元二十三年不可能存在兵刑部的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