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陈佳臻：元朝统一前六部设置考( 二 ) 从中统元年（1260年）到至元十三年（12

中统二年左、右三部的设置情况，文献多语焉不详。得益于王恽《中堂事记》的记载，左、右三部的建置情况才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与此相对照，可知《元史·百官志》中的记载有误。如《百官志》载：“世祖中统元年，以兵、刑、工为右三部，置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五员，员外郎五员。以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专署刑部。 ”实际上，左、右三部的设置时间是中统二年六月二日，四日始任命相关官员，因而这里的“中统元年”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记述中统二年六月以前的史料中也会偶尔见到六部官称，如《中堂事记》中出现的“礼部员外郎高逸民”、“兵部郎中刘芳”、“户部员外郎王焕”等。实际上，这类官员都不是真正的六部官员。第一，授予这种官称的官员，往往是出于某种需要，如出使他国等，王恽《中堂事记》中称之为“借职” 。上述高逸民，其实是中统二年三月十五日“借职礼部员外郎”为出使高丽副使，而刘芳则“借职兵部郎中”出使百夷国。这种“借职” ，实际上与元代常用的“遥授”有异曲同工之处，借职者本人仅仅使用了这个头衔，以达到某种目的。而二人的本职，刘芳乃当时中书省的奉使，高逸民或与《牧庵集》之《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中提到的“故真州总管高逸民”是同一人。而加诸礼部、兵部的头衔，无非是忽必烈政权沿袭传统汉人政权的惯例而已。传统中原王朝派出的使节，多以礼部官员为使，由是可知这种“借职”是对传统做法的沿袭，以周边国家熟知的官称派出使节，既可以更好地达到外交效果，亦有与南宋争正朔的意味。
王焕可能属于另一种情况。王焕的本职是“交钞提举司官” ，尽管从工作性质上，确实属于日后户部的职责之一，但此时王焕并不是什么“户部员外郎” ，很可能是王恽编定《中堂事记》时加上的。王恽在该书前序中曾言，《中堂事记》是自己将直省日录“略为修饰”而成，包括增补了某些官员后来才取得的官称。如其中载，中统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司天台官，中顺大夫张□为雨土事以民劳上闻” ，而实际上， “中顺大夫”乃中统五年（同年改至元元年， 1264年）元朝行迁转法之后才出现的散官官阶，中统二年时官多世袭，并无散阶，可知其为王恽后来所增补。又如，其中有“以上都太仓使宋绍祖、邢人郝子明为（左三部）郎中”的说法，然而“上都”的说法不可能出现在中统二年，因为中统四年（1263年）改开平为上都之后才有所谓的“上都” 。以此观之，中统二年六月以前王焕为“户部员外郎” ，如果不是与高逸民、刘芳等一样为“借职” ，就是后来王恽所增补的，至少其本身不能作为中统二年六月以前元朝中央存在六部的证据。
综上，中统二年六月以前，不存在作为职能部门的六部。左、右三部的建置，从中统二年六月开始，一直沿用到中统末、至元初。但是，在中统二年六月到至元元年官制改革前，史料中偶尔会见到一些不以左、右三部相称而以六部相称的记载，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记载之人不明白元初左、右三部的建置情况而产生的讹误。如《元史》中载，中统三年三月“壬申，命户部尚书刘肃专职钞法，平章政事赛典赤兼领之” 。实际上，此时的刘肃并不是什么户部尚书，而是左三部尚书。作为左三部尚书，刘肃分管了其中属于户部的工作，因此该史料的撰者误以为刘肃是户部尚书。
中统年间，忽必烈还授予某些官员六部尚书、侍郎的官衔，这种授予更像是名誉衔，被授衔的官员实际上并不任实职，因而虽没有明确地说是借职，但实际情况恐怕与借职无异。如马月合乃，他在中统三年（1262年）九月被忽必烈授为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原在宪宗蒙哥时期为燕京行尚书省的“行六部尚书” ，后因一路追随忽必烈， “令专馈饷” ，又在平定阿蓝答儿叛乱中出私财犒军，终于官拜礼部尚书，配金虎符。不过，马月合乃的“礼部尚书”也不是六部体系下的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受封礼部尚书之后，并没有履行礼部尚书的职能，而是一度担任军储都转运使，后又“兼领颍州、光化互市，及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 。可见，其所谓礼部尚书不过一空衔，并无实际职任，亦非六部体系下的礼部尚书。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张耕，因在邢州安抚使任上颇有作为，故于中统二年八月十七日“超授吏部尚书，兼前职，仍易（赐）虎符” 。赵炳，因平李璮有功， “入为刑部侍郎，兼中书省断事官” 。这种空授六部尚书、侍郎官衔的做法，实际上与前述中书省官行省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都属于加带官衔赴任地方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与借职并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