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陈佳臻：元朝统一前六部设置考( 五 ) 从中统元年（1260年）到至元十三年（12

此外，据《元史·马亨传》载，至元“七年，立尚书省，仍以亨为尚书，领左部” ，继续担任左三部尚书的马亨亦提出意见，反对尚书省进一步揽权：“尚书省专领金谷百工之事，其铨选宜归中书，以示无滥。 ”可见尚书省建立时，中书省左、右三部的建置仍然存在。
不过，尚书省及下属尚书六部的体系也仅维持了近两年。至元八年（1271年）十二月，忽必烈诏将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次年正月实行。伴随此次机构合并，尚书六部亦归入中书省，与左、右三部一起再次省并为吏礼、户、兵刑、工四部，史载， “省六部为四，改称中书” 。《元典章》中有大量至元九年到十三年处理部门为兵刑部的案例，可以为证。此外，据《元史·张昉传》载，其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曾出任兵刑部尚书，《广东按察副使王纲墓神道碑铭》载墓主王纲曾于至元十一年出任兵刑部员外郎，《刘文简公祠堂记》亦载刘敏中曾于至元十一年“历兵刑部主事” ，皆可为旁证。四部体系的再次重建，一直运作到至元十三年。
至元十三年，元军亡宋，南北统一，中书省下属四部再次改为六部，此后一直延续到元末，未再变更。此次官制变更的原因，或与平宋以后的录功、收纳南宋降臣等需求有关。尽管史无明载，但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四部改回六部应是在宋元战争的最后阶段完成的。四部变回六部，能够增加官位以安排有功者。在元朝征伐南宋的过程中，大量官员活跃在宋元战场和善后事务中，其中如行户部、行工部等，是为战争而临时设置的部门，战事结束后就需要裁撤，原先负责的官员也需要得到妥善安置。尽管未见史料明确记载这些部门最后的处置方式，但到了至元十三年，临安投降，南方大规模的战争已基本停止，这些为战争需要而设立的部门自然也会渐次取消。另外，一些投降过来的南宋官员，也必须按照其原先在南宋的级别给予相应待遇，如至元十二年（宋德祐元年， 1275年）宋朝权刑部尚书吕师夔投降后，就被改授兵部尚书，并令随军攻取江西。种种情况使得元朝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必须增设更多的职位以待有功者。
至元十四年（1277年）前后， “朝廷录平宋功，迁至宰相执政者二十余人，因议更定官制” 。实际上，录平宋功的人数显然要远超此引文中提到的人数。据《元朝名臣事略》载，仅阿里海涯的“省幕戎麾，与所受降” ，就有“登宰相者有二……平章十二……右丞四……左丞四……参政十三” ，逞论其他品级更低的有功者。此次更定官制，当不只与建立江南官制有关。王磐对“更定官制”所提出的建议是， “宜加散官，或赐以五等爵号” ，这显然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并非仅局限于江南官制。且就阿里海涯麾下应录功提拔的人群看，大量官员本身就来自中央，在彻底平定南宋后，其任职也多不在江南，有传者如李庭、何玮等，都在至元十四年前后回到了北方。王磐的建议亦未被采纳，朝廷授官仍以职事官相许，因此即使四部变六部，也远远无法满足一时的授官需求，故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前后胡祗遹曾言：“即今六部尚书八九员，侍郎、郎中、员外郎及一二宣慰使七八员，同知、副使各一人，正如人二身八首而一足，贻笑千载。 ”
三、元初行六部问题辨析
元初行六部与六部之间本无联系，因其名字过于接近，以至于后来的治史者容易混淆，出现如下文点校之讹误，或将马月合乃的“行部尚书”误改为“刑部尚书”之类的错误，故本节拟予辨析。
行六部是金代到元初的一种地方官职，《金史》中不乏记载。金朝行六部的设置与其行尚书省的设置密不可分，主要职能是为行省提供军需物资，并主持行省辖区内与民生相关的各种经济事务。这一设置后来为大蒙古国所继承，主要职能亦与金朝类似。如史天泽的父亲史秉直在投降蒙古后，便为“行尚书六部事” ，协助木华黎筹措军需供应， “主馈饷，军中未尝乏绝” 。另一“行六部事”的官员赛典赤·赡思丁，亦在宪宗伐蜀时“主馈饷，供亿未尝阙乏” 。可见，到了大蒙古国时期，行六部的基本职能仍与筹措军需相关。此后，随着大蒙古国在中原地区统治的稳定，行六部的职能进一步拓展到与民生相关的各种经济事务，如王恽《中堂事记》中载， “初，行六部所会东平路民赋帐册，或有言未尽者，堂议欲覆实之” ，表明行六部确已涉及民生等经济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