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历史辩真假』凭啥意大利人就不如爱尔兰人吃香，在美国( 四 ) 今年第92届奥斯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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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移民，自然就有移出地和移入地，移民因为年龄、境遇的缘故，或多或少会带有移出地的痕迹。近年来，中国大陆流行一个社会学用语“原生家庭”（相对应的是“新生家庭”），几近泛滥，多用来解答各类家长里短，最终总能归因到夫妻双方各自的原属家庭。
“原生家庭”概念之所以流行，全因中国大陆正处于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剧烈变革期，人口流动迁徙频繁，通过家庭组合将这一变革所带来的不同区域、阶层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展示得酣畅淋漓。其实，除了跨越空间大小有异，一个西西里佃农移民美国与一个江西码农定居上海，在原理上并无二致。
姑且将移出地和移入地称作“原生社会”和“新生社会” 。
移民从原生社会迁居至新生社会，难免要适应新环境。原生社会与新生社会契合程度越高，则自我调适会越轻松。反之亦然。那么，爱尔兰裔与意大利裔是如何进行原生社会对新生社会的自我调适的呢？
看似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都信仰天主教、一贫如洗一条烂命，爱尔兰裔与意大利裔的原生社会却存在根本性差异，继而造成在对新生社会的自我调适上，作出了方向完全相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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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纽约黑帮》从黑帮角度讲述了爱尔兰族裔移民美国后不断抗争，赢取社会地位的历史
爱尔兰本土长期受英国压迫，且全民生计困厄。在与占领者持续斗智斗勇中成长起来的爱尔兰人，民族意识极其强烈，遇事习惯抱团，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社会组织性强。
意大利则相反，在罗马帝国之后，因独特的地理特点和不利的国际环境，政治上长期分裂，战乱不断，经济上贫富差距和地域格差巨大，社会组织力松弛，接近于原子化；南部农民更是活在金字塔底，甚至不能算人。
在本族人的压迫下，他们变得畏畏缩缩，自我禁锢于小家庭，或是稍远一些的逼仄空间内。他们不善于组织串联，更愿意相信血缘维系的小圈子。
在农业经济的原生社会，爱尔兰人与意大利人活得彼此彼此。同是农民，两个族裔在进入新生社会后，除了少数意大利裔靠在加利福尼亚种植葡萄致富，大部分人都选择留在东海岸的城市，干些体力活儿，而不是重操庄稼活儿。这是因为，新生社会是个新兴的工业社会，可供耕作的土地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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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族裔的原生社会特性，与完全异质的新生社会土壤，发生了不同的反应。
爱尔兰裔入美时，美国正在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铁路、轮船所向，新兴城市林立，新城建在哪，爱尔兰裔就在哪儿做市政人员、警察、消防员。
工业化的伴生物城市化，改变了社会结构，壮大了平民力量。尽管身处社会下层，但暴躁却不愚蠢的爱尔兰人从中发现了机遇——我穷，但人多；人多，则意味着选票。
此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劳工运动兴起，爱尔兰人趁势而起，充分发挥在抗英斗争中积累的组织经验和街头鼓动技巧，将美国的工人运动搞得风生水起。尽管爱尔兰人将原生社会中暴力、黑暗的一面也作为私货夹带其中，但不可否认，正是靠投身工运和参与政府治理，爱尔兰人迅速成为美国政治中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一代卖苦力，二代站稳脚，到了第三代，爱尔兰裔开始全面深度参与社会管理，并有意识地对后代进行精英教育。政治，成了爱尔兰裔的新信仰，也成了新传统。
关于这一点，肯尼迪家族的发家史是个典型。《爱尔兰人》中的工会领袖吉米·霍法也是，他的卡车司机工会主席的位子甚至由儿子詹姆斯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