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极体』陷于利益，败于“聪明”，硅谷天才陨落记：始于才华( 三 ) 年少成才、履历光彩、大佬器重、事业风

1、过于注重包装自己，夸大目标和市场价值，而忽视真正的商业落地以及营收问题；
2、过度的依赖融资，信奉“不计利润，用补贴占领市场”的思维定式；
3、对商业规则缺乏敬畏，聪明有余，底线不牢，为了野心甚至前面夸下的海口而不惜突破商业规则甚至法律底线。
硅谷人才体系下， “莱万们”为何还有生存位？
硅谷的创业文化，是一种以技术、人才为核心，资本为燃料，商业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商业文化系统。顶级高校、科研机构提供最前沿的技术，输出一流的人才，技术资本承担了创业者的失败风险，又有机会享受到高额投资回报，创新的商业模式又极大降低全世界的沟通、交易以及各类服务成本，提高了人类的整体福祉。
而对于涌入硅谷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业者和技术人员们，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层次丰富、体系井然的创业人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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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总是聚焦在镁光灯下的明星创业领袖们。他们或是某类新技术的发明人，或者就是某类商业模式的开山鼻祖，或者就是力挽狂澜、救企业于倒悬的商业奇才。当然，这一切赞誉都是在这些人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的前提下。他们就像是上学时候，我们身边那些天赋异禀，又永不安分地要去实现远大理想的“怪咖们” 。
其次，就是支撑这些创业成功的中流砥柱的技术专才们。比如，来自斯坦福、加州伯克利、MIT等高校的那些科研大牛和他们的技术团队们；也有来自华尔街、高盛等熟稔商业运作的资本精英们；还有那些伴随IT巨头们一步步成长起来，开疆拓土的职业经理人们。他们就像是我们班级里的三好学生们，发挥永远是那么的稳定。
再则，就是拥有一技之长但缺乏创业激情和胆识的广大IT码农和职业白领们，他们为整个商业世界贡献了最多的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同时也享受优渥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他们更像是每个班级当中成绩平平的大多数，可能也曾有一个梦想，但还是为安稳生计，选择帮那些大咖们去实现梦想。
在天才莱万的曲折创业故事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典型的这类“产-学-研-商”的人才体系。莱万的领路人，斯坦福大学AI实验室主任塞巴斯蒂安·特伦是典型的“工程师文化”的代表。 2008年，特伦申请学术休假，带着他的学生加入谷歌，成就了谷歌无人驾驶项目ProjectChauffeur” ，被业界公认为“无人驾驶之父” 。而最终，特伦选择主动离开谷歌，创建Udacity以致力于科技教育普及，以及无人驾驶技术的开源共享。
而谷歌Waymo现任CEO约翰·克拉夫奇克，则是更典型的职业经理人，经历专业的MBA训练和多家一流企业的历练，克拉夫奇克于2015年加入谷歌负责无人驾驶项目，此后担任Waymo的CEO至今，正式将Waymo从一个烧钱的实验项目变成千亿市值的技术商业资产。
相较于两位前辈， 1981年出生的莱万则没有这份耐心去创建自己的事业，或者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来带领Waymo走向商业化道路。也许没人会否认他在技术选择上的高超眼光，也没几个人有如此精明的创业手法能在谷歌体系下如鱼得水，但他选择在实现自己的事业野心和从零开始之间，走了一条捷径，却最终葬送了他在自动驾驶领域的远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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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万的“小聪明”是硅谷创业文化下衍生出的另一幅热闹景象，这里同样是高大上的前沿技术、同样是市场无限的商业前景。在追逐热点和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资本之下，热钱汹涌，总会吸引那些热衷冒险又无惧失败的投机者和创业者，他们甚至愿意“合谋”起来吹起更大的商业泡影，等待下一个接盘侠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