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明清时期山西晋商的崛起，发展纵横天下，代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北方，山西省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和中小城镇的大量兴起，也许更具有代表性。山西以采煤、制铁、产盐著称。据有的学者研究表明，早在明万历时，山西已经大量采煤，入清后，截至道光初年，采煤不断扩大，其中又以乾隆时采煤达到极盛。在新开的15处煤窑中，乾隆时开了6处，其他都是在嘉庆至道光初年开的。
所采煤，一是零售给当地用户，一是运到城里出售，还远销到陕西、河南诸省。当地县志记载了采煤与贩运的盛况：“车推舟载，日贩于秦” ，其发售给河南“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 。很明显，采煤与发售已形成了规模，商行应运而生。生产与贩运逐渐商业化，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与采煤相比，山西的制铁业亦较发达，是全国最大的冶铁基地之一，每年给朝廷征解平铁8万斤。晋城是全省的铁货业中心，到鸦片战争前，全县有生铁炉1000多座，熟铁炉100多座，铸铁炉400多座，其生产规模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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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制盐业发展到乾隆时期，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所产油盐供应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172个州厅县。为国家提供盐课银逐年增加，如乾隆五十六年增至3682两。 ”像山西这样一个小省，出盐课如此之多，可见其制盐业规模之大。
在其他行业，如食品、棉纺、制瓷等，也正脱离家庭自产自足的生产模式，向商品生产转化，投放市场，参与竞争。著名的老陈醋、汾酒等，在乾隆时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以新技术和新工艺保持了它们的特殊地位。
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形成商品集散中心，进而形成规模不等的城镇。《山西近代经济史》一书提供了诸多实例。如，大同是山西省北部最重要的城市，邻近内蒙，即成为内蒙与内地商品交流中心。太原为省会，处全省经济与政治中心，《太原府志》修于乾隆朝，描绘当时人口状况称：“有举袂如云，挥汗成雨之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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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为山西省东南地区的工商业中心，为山西与河南的交通咽喉，外省商品大都经此进入山西。运城以产盐，经营盐务取胜。其他如长治县的荫城镇、介休县的张兰镇、晋城的南村镇、大阳镇，右玉的杀虎口，阳曲的青龙镇等，都是康乾时出现的著名城镇。
最值得一提的是山西晋商集团的崛起，与徽商、潮商并列为清代三大商人集团，又以晋商为最。三大集团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中叶，而极盛于乾隆时期。潮商起于南，徽商发于中，晋商兴于北，把全国带入商品大流通之中，成为左右全国商界的三大商业势力。他们代表了盛世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晋商集团，其核心乃是祁县、太谷、平遥等商人集团。他们大多是由小商贩发展成为富商大贾。祁县乔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乔家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从做豆腐起家，再开草料铺，进而倒卖粮食，经营金融业才暴富起来，终成一代巨商，维持其商业巨头地位长达二百年。乔贵发经商发迹时，正当乾隆初年，其发展历程，恰是晋商集团形成的缩影，是乾隆时期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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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明清时期山西晋商的崛起，发展纵横天下，代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晋商是对山西商人的总称。祁县、太谷、平遥、大同、太原、汾州、泽州、潞安等地，以经商者居多。晋商经营的商品几乎无所不包，举其大宗，如盐、粮食、布匹、丝织、铜、药材、瓷器、毛毡、茶叶、笔墨，乃至日用小百货等，都是他们经营的品种。晋商的活动范围，几无局限，无所不及，足迹遍天下。
这里，转引《山西近代经济史》所用典型事例，亦可窥见全豹：平阳府商人席铭“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称大家，必曰南席云”有一商人碧山公， “自甘都、银绥、云中、上谷、辽左诸塞，沿以内若秦、燕、青、豫、扬、吴、蜀、楚，通都大邑，凡居货之区，莫不有碧山公使矣。 ”以现今省区，可知这位大商人已涉足甘肃、宁夏、新疆、河北、内蒙、陕西、山东、河南、扬州、苏州、
四川、湖南等地。在尚无近代交通工具的时代，行路如此之远，活动范围如此之广，其艰难可知。这正如《管子》对商人的本质描述：商人贩运，加倍行路，不舍昼夜，虽行千里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吸引着他。渔民入海，海深万仞，在风波大浪中航行数百里，不避风险，昼夜宿于海上，是因为他追逐的“利”在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