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一君两储”格局强大惯性，开启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版的亲贵政治

在武德亲贵政治格局下，作为李渊嫡子的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都是该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掌握了朝廷与地方的实权，甚至能够与李闲样号令四方。
【【历史故事】“一君两储”格局强大惯性，开启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版的亲贵政治】这一现象经常被视为武德时期政令紊乱的象征，但若没有李建成与李世民储位之争下的意气之争，政令不一的现象未必会发生，李渊给嫡子们发布令、教的权力，是为他们辅佐朝政提供便利，以减轻自己处理政务的压力。
而令、教与诏敕并行的现象，也说明李氏三子在处理国政方面能够分享李渊的最高权力，发布与诏、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公文，这是亲贵宰相如裴寂、萧瑀等不具备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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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李世民、李元吉作为亲王，对唐王朝的军队拥有指挥权，李世民还长期负责征讨四方，在军中积累了极高威望，与很多将领形成亲密的将帅关系。
可以说，除了可视为与李渊一体的太子李建成，李世民是亲贵政治最大的直接获益者。正因为他从亲贵体制中获得极高的权力，又聚集了一批有能力、出身于强大地域性集团又未成为朝廷显官的追随者，才拥有与李建成争夺储君之位的条件。
由此唐前期形成了“一君两储”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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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贵政治的角度考察，所谓“两储” ，一为法定皇位继承人李建成，拥有在制度内延揽东宫官员并组建东宫府的权力；一为以皇子之身享受亲贵特殊政治与军事权力的李世民，他所获得的制度外权力，由李渊授予，意在令其掌握军权以保证李氏对政权的绝对控制。
而他因权位过重，个人野心膨胀，遂与李建成争夺储君之位，最终通过玄武门之变消灭对手并控制政权。
从这个角度来说，玄武门之变是亲贵政治的产物，是作为李氏皇族成员的李世民利用亲贵政治为自己提供的权力争夺皇权归属的偶发事件。这种“一君两储”的格局，并未随着李世民夺取皇权而终结，而是在此后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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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李世民权力虽大，但在与李建成的皇储争夺战中不处于上风。武德九年，李渊准备以皇帝权威终结太子与秦王之争，故接受建成、元吉的建议，削弱李世民对军队的控制权、分散其部下诸将，并准备将其逐出朝廷，令其远离长安、节制洛阳，不再对中枢政治施加影响。
李世民在紧迫局势下决心发动政变除掉建成、元吉，与李渊当年在晋阳擒杀王威、高君雅后仓促起兵极为相似。这次政变，他依赖的主要是秦府亲旧人士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的谋划与决断，以及尉迟敬德、长孙顺德、秦叔宝等府中骁将的战场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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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成功后对朝廷官员的职位调整，李世民的亲信如房杜、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所获职位都仅次于武德朝贵，成为新朝廷的核心成员。此后对政变首谋者论功，以上几人也都作为一等功臣，受到晋爵增封的恩赏。
这一政治安排，与李渊对待太原功臣的政策截然不同，因为这几位政变参与者皆是李世民阵营的核心人物，虽事发仓促，但经过此前几年的经营，李世民已形成自己的亲旧势力，且在政变时未与他们分离，故他们得以在职位与功劳赏赐上享受同等待遇，而不似太原功臣只获“别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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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时期的政局，基本上也是由李世民所信赖的亲旧人士掌握最高权力。无论是房、杜还是长孙无忌，都是其阵营中最为重要也最受其信任之人。他们因李世民夺得皇位而成为朝廷中的新一批亲贵，而后来者如魏征、马周等虽也能位至宰相，但在朝中的地位及影响则无法与以上亲贵相提并论。
史称房、杜执政时“台阁规模及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 。房玄龄任相近二十年，请辞时李世民表示“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 ，可见其受信重之情况。
而贞观朝局不被视为亲贵政治，这主要是从现象上很难看出亲贵们对朝政的垄断，以及很少显示出对非亲旧人士的排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