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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趋利 , 是没有限制的 。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冒险向地球各个角落进军 , 寻找殖民地 , 正是为掠夺利益所驱动 。 特别是晋商南下 , 进入商业最繁华的苏州、扬州等地 , 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 如乾隆四十一年在苏州建山西会馆时 , 有在当地经营钱庄的山西商人出钱相助 , 足见山西商人之多!
其实 , 山西商人早在七十多年前已蜂拥而至 , 垄断了苏州的商业 。 据《清圣祖实录》所载 ,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 , 圣祖南巡苏州等地 , 不禁惊讶地发现:“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 , 而土著者盖寡 。 ”如此庞大的晋商势力 , 简直已将当地商业取而代之 , 并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 晋商所到之处 , 都要建立独立核算的商号 , 形成自家的商业网络 。
如 , 太谷曹姓大商人经营13种行业 , 共640多个商号 , 有职工3700多人 。 祁县乔家巨商 , 先后在北京、上海、沈阳、天津、西安、沙市、汉口、重庆、济南、开封、市洞、西山、归化、张家口、兴化、营口、闾村、赤峰、季、曲阜、祁县 , 及清、水、源、通等26个城镇设立总号或分号 。 据乾隆三十五年统计 , 在北京的山西河东烟商多达532家;稍晚 , 在此建晋商会馆亦有13个 。 显见晋商在北京占有巨大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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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财力极为雄厚 , 少则数十万两 , 多则上千万两 。 他们凭借无可匹敌的财力 , 四处拓展 , 不断开辟新天地 。 其惊人之举 , 是组织对外贸易:一是组建船队 , 向日本出口铜 , 称此批晋商为“船帮” , 自康熙中兴起 , 历七十余年 , 至乾隆后期始衰 。
一是以骆驼、马匹及牛车为运载工具 , 前往俄国、蒙古贩运 , 称为“驼帮” 。 与船帮同起于康熙中 , 但持续时间久 , 约至19世纪 , 历二百余年才回落 。 他们与日、俄、蒙的贸易 , 加强了中日、中俄、中蒙的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 , 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晋商广泛的经济活动 , 也促进了金融业的新发展 。 使用“票号”汇兑 , 是晋商的一大发明 , 称“山西票号” 。 它创行于康熙时期 , 以便捷、可靠赢得商界的重视 , 纷纷仿效 , 虽历二百年亦不见衰 。 发展到今天 , 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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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在康乾时代称雄天下 , 其商业活动遍布大江南北 , 长城内外 , 逐利于东西万里之域 , 这正是北方人雄健、进取、开放的文化品格在商业中的再现 , 是南方的徽商、潮商所无法企及的 。 晋商纵横天下 , 是时代变革驱动的结果 , 而他们大规模地广泛活动 , 实际已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商品经济大潮 , 构成了18世纪中国的一大特色 。
现在 , 让我们把目光移向富饶美丽的江南 , 对那里的商业与城镇作一番认真的考察 。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 , 应该说 , 江南半壁起步较北方迟缓 , 自隋开凿大运河始有起色 , 至唐中叶 , 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 , 宋元之际 , 进入发展期;有明二百余年中主要是从中叶以后 , 江南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 , 以绢织、棉织为中心的城乡手工业已形成规模 , 许多城镇应运而生 , 原有的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农业产量提高 , 商品经济异常活跃 , 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
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 , 江南经济一度受挫;康熙初年 , 吴三桂发动反清战争 , 波及南方如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云贵、两广、四川等省 , 再受战争创伤 。 以平息吴三桂之乱为契机 , 江南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 。 经过近百年休养生息 , 到乾隆中期 , 江南再现繁荣景象 , 已远远超过明中叶的发展水平 , 显示出新时代的浓烈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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