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变法失败，为何世人对范仲淹与王安石的评价，却截然相反？盛家|公府|读书|小官|五品|平宁

范仲淹素有美名，其以三次犯颜直谏而名满天下，第一次请求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还政，遭到贬黜；第二次反对刚亲征的仁宗不能废后又遭到贬黜；第三次指责宰相吕夷用人不当，再一次遭到贬黜。如此范仲淹每被贬一次，名气便大一回。苏轼评价他说“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苏轼对范仲淹可谓是赞不绝口，世人对其更是称赞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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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成名与范仲淹有些相似，王安石自入仕途以来二十多年，曾多次拒绝入京为官。同样每拒绝一次名气便大一些，最终名动公卿。可是王安石变法以来却被骂得狗血淋头，罗大经便曾痛骂他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这不光是罗大经的个人言论，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王安石身上，这几乎成了整个南宋士大夫身上的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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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清时期，人们才猛然发现，王安石的这种改革正是时代所需要的，于是开始为王安石平反，肯定其改革的政治与价值的正确性。范仲淹与王安石都曾实施变法，为什么世人对两个人的评价却完全不同呢？第一个原因便是范仲淹实施的“庆历新政”并不深入，仅仅推行了一年四个月便宣告失败了。而且改革力度也不大，主要是针对当时宋朝臃肿的官僚机构，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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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宋朝采取的官制是差遣制，主要指的是本位官员行政权被剥夺了，仅仅保留了岗位和头衔，皇帝想要下面的官员办事，便会差遣自己的亲信去。这种官职导致的结果就是，主管六部的官员没有权力去管六部的事，权力虽然没有了，但是官员们的官职还在，依然可以领取朝廷的俸禄。另一方面，由于恩荫制的存在，官员在退休的时候都会提拔自己的门生或家族子弟，这边属于明目张胆的走后门，皇帝逢年过节也会提拔官员。这些都是皇帝为了笼络士大夫的一些手段，可因此造成了宋朝政府机构的臃肿，坐吃朝廷俸禄却不用为朝廷办事。范仲淹针对的便是这种现象，但是裁减人员触动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想要实施变法受到的阻力很大，所以仅仅推行了一年便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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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范仲淹改革手段的绵柔，王安石的变法可谓是大刀阔斧。改革不仅时间长，而且改革力度非常大，从官僚到社会诸多地方都要改革，触及到了宋朝的方方面面。正因为改革的力度大，反对的声音也更响，宋朝的党派之争也在王安石变法时候形成了。大文豪苏轼也是在党派之争中被卷入“乌台诗案”，甚至差点被杀。王安石也因变法触及到更多人的利益被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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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便是范仲淹对下属官员宽厚，高邮的知军晁仲约在流寇打来的时候知道无力抵抗，便召集富人筹集了一笔钱送给对方，这才让高邮免于战争。可是朝廷知道后认为有失颜面，决心处死晁仲约，幸得范仲淹为其辩护才免于一死。范仲淹在经略西北的时候，羌人与西夏人对其又爱又恨，既爱他的仁厚，又恨他治军有方，让想要侵扰宋国边境的羌人与西夏人不敢南下。所以羌人尊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这是因为范仲淹是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经略西北，而老子当时是指对知州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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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宋朝很多士大夫都是经过范仲淹推荐步入官场的，如狄青，张载，富弼都是在他推举之后才身居高位的。所以从人格魅力与品德当面来说范仲淹要比王安石好很多。而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启用了吕惠卿、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这些佞臣。朱熹对他的评价是：“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简单来说就是指责王安石在用人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如蔡京和吕惠卿这些政治投机小人，通过附庸变法从而身居高位，加剧了宋朝的党派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王安石变法滋生了很多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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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便是范仲淹变法之时顶头上司是宋仁宗，宋仁宗是宋朝最宽仁的皇帝，但是意志薄弱，容易被各种意见左右，刚开始对范仲淹非常信任，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可是很快便动摇了。这也导致了变法只持续一年多变失败了。而王安石变法之时，20多岁的宋神宗在位，宋神宗可谓是宋朝除太祖太宗外最有作为的皇帝，对于王安石非常的信任，不遗余力，力排众议的支持王安石。这也导致了王安石变法可以皇帝开路，时间长，改革大，触动太多人的利益，得罪的人也更多，最终变法失败，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