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为什么不能思考海德格尔 _小知识

015期主持人 | 董子琪

近期，一位名叫陈直的农民工因为阅读翻译海德格尔的事件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事情缘起是谷雨公众号刊发了自述体文章《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文章记录了陈直放弃大学学业、一边打工一边进行哲学研究的经历。随后也有媒体针对此事发表文章。互联网的讨论中大概体现出两拨意见：一方批评者主要从生活与学术的关系以及男人对家庭的责任出发，认为陈直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对妻儿的疏忽是不可以用学术的名义原谅的；而另一方人士主张捍卫农民工研究哲学的正当性，认为人们不理解农民工阅读翻译海德格尔本身是充满偏见的，工人与知识阶层之间不应当有如此难以逾越的壁垒，而这篇文章本身恰好证明了这种壁垒的存在。陈直本人也在豆瓣对此事件有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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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讨论让我想起几年前对余秀华以及“我的诗篇”系列中打工诗人的讨论。在车间诗人诗篇借助纪录片大火之时，有人表示反对，认为人们对打工诗人的关注不过是因为打工题材而非创作本身，质疑工人形象经过了美学包装、这样被整合过的声音是否还具有反抗性。针对这些讨论，我最赞同北京大学教师肖涛的反应，要讨论工人诗歌如何，应当去看他们到底写了什么以及写得怎么样，而不是急忙套用深刻的批判理论。
我们或许暂时无法直接评价陈直的海德格尔研究，但许立志、乌鸟鸟、陈年喜的一些诗歌是非常震撼的，陈年喜新婚时写下的“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难道不是发自内心的？跟矿工劳动又有什么直接关系？他的诗歌根本不像是批评者担心的“被美学包装的、被整合的” 。况且，真诚或是不真诚，词汇与意象水平如何，受过基本文学训练的人都能读得出来。一个体会是，在讨论纷扰不可开交的时候，先回到最基础的文本，单看诗歌带给人的感受，或许比从身份、阶级、性别等外部角度评价会更直接也更公平。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意见交锋在我今年参与的一个论坛中再次显露。曾经的矿工、现在的诗人陈年喜就坐在我的正前方，他的腰间有一串钥匙，发言时有点咳嗽，道歉这是他的职业病。他的自述与另一位学者所说的“去附近豪华小区探访保安诗人”的经历，形成了奇怪的对照。一个是“我”，是一个是“他们” 。学者论述要注重“附近性”、要去接近“他们”、要真正地“屁股粘上灰”的时候，陈年喜在想些什么呢？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学术术语指导下被接近围猎的对象？我为他感到局促。
学者的论述在很多会议上大概都是通用的、合适的，因为与会者都是“我们”，而问题是，当“我们”区分的“他们”就在眼前时，还这样谈论如何接近“他们”，不借助理论我也能看出“我们”对“他们”不怎么在乎。大胆地怀疑一下，如果连坐在同一排的人的身份、经历和表情都可以忽略掉，连这基本的会场人物关系都可以无视，人们又如何用“附近性”指导自己的研究呢？还有一个细节是，某位学者之后评讲时表示，为农民工锻炼出来更好的文艺品味、诗学神经感到担忧，理由在于：他们更敏感了，可是醒了之后无路可走该怎么办？比起反对《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篇文章，这种说法似乎更加坦荡地展现出了双方的壁垒。我不知道这位学者是怎么看待自己清醒以后无路可走的，还是说他抱持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反智意见，认为对大众来说绝圣弃智是最可靠的。
又想起王威廉今年出版的科幻小说《野未来》里那个天才保安，他住在广州城中村的陋室里，想用他的理科天分自学成才博一个好未来，结果却被合租室友友情提示，不按照“正规途径”走，这样下去未来即使到来，也没有他的份儿。
由知识改变命运到担心诗歌哲学不够挣钱潘文捷：陈直翻译海德格尔，初衷是通过出版译作来实现以”同等学力“入读大学的目的。这条道路目前看来是没走通的。农民工、保安想要读书，有上进心，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关键就是看有没有给他们机会。我外公就有通过学习从校工当上教师的经历。当时他贫困失学只读到初中，当兵退伍后在上海某校当门卫和校工。解放初期，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大城市里举办了一些夜校。外公看到《解放日报》的一篇招生广告，就考进去学习，据他回忆，那时候他们虽然没有固定的教室，总是到处借教室——陕西路、复兴路、科学会堂都去过，也没有固定的老师，有时候是同济有时候是交大的老师，经常换。即使是这样，动力学、热力学、材料力学、机械零件什么都学了，还到厂里去做实验。单位也支持他们学习，如果某天有讲座，单位还会批假。通过半工半读，外公念完高中念大学，后来当上了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