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为什么不能思考海德格尔( 二 ) _小知识

不过，现在的校工还能够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吗？现在的大门还为他们敞开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曾经指出：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每个家庭因此而为市场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孩子从小就明白，拿高分是用资源换来的。在日趋稳定的社会结构里，想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引发热议，我想也是因为他代表了找不到门道攀登社会阶梯的人。
董子琪：关于上世纪的夜校，保罗·索鲁在《在中国大地上》也有记录。他曾在1980年代的北京夜校教英语，那段描写也非常感人。他能体会到当时在夜校读书的同学们迫切渴望念书的心情，鼓励他们说，人人都知道夜校是个好东西，但是坚持上夜校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因为他们白天全部都要工作，就连他这么刻薄的作家都为这种精神感动，“只能说他们是值得的，他们在尽他们所有地寻找自己在中国大众中的出路。”
赵蕴娴：这次媒体上的争论，我多少觉得有些无聊，好像双方都争抢着当农民工的代表人，宣称自己客观平等，批评对方视角有问题。就像子琪说的，这些争论说来说去还是在套用“高级”理论分析，试图通过理论来接近农民工群体。说难听一点，这种讨论有点像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说某圈层的“自嗨”，因为发生在圈层之内，外人不知道，所以无伤大雅。但这种假设正确吗？陈直不也和陈年喜一样在场吗？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会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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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谷雨的文章发布后，陈直已经在豆瓣上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对自述体裁以及由此引发的围观是不适的。作为一种新闻人物稿的写作方式，自述当然可以说有自己的一套规范，但我还是很好奇，自述的内容到底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是采访人员一开始就和受访者沟通，确定要写一篇自述稿，请对方事先准备，还是两个人闲聊漫谈，最后由采访人员整理出受访者第一人称自述？尽管文章开头就写明了采访人员编辑信息，标明下列文字的归属，但自述这样的视角岂不会将责任又引回到自述者身上吗？告诉别人你需要公开地讲一段自己的经历，这和跟他闲谈，再把自己的话抽掉，按照自己的逻辑来组织对方的话语，这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
林子人：我对农民工读海德格尔”能引起如此多的争议这个现象本身感到悲哀，它说明了我们离那个全民求知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远，知识和文化资本日益被精英阶层掌握，而且这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之前读乔姆斯基的访谈集《乐观而不绝望》，乔姆斯基感叹过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工人文化的消逝。回顾工业革命早期，工人文化曾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乔纳森·罗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一书中研究当时的工人阶级的阅读习惯，发现“广大无产阶级的自学者们对获取知识的渴望和激情”与“弥漫在英国贵族阶层中的市侩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氛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据乔姆斯基回忆，在1930年代，他的家族成员虽然基本都没上过学，只是劳动阶层，但也会积极地参与高雅文化活动，讨论最近公演的戏剧、心理分析领域刚刚兴起的各种理论以及他们设想的各种政治运动。当时工人教育机制颇有活力，有很多在各自领域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和数学家都直接参与了各种教育活动。我们90后虽然没有亲历过80年代的“文化热”，但根据亲历者的回忆来看，蓬勃的工人文化也在中国存在过，各大城市的“工人文化宫”或许是那一时期的物质证明。我们说了那么多年要提高人口素质，我们羡慕一些欧美国家的全民文化氛围，我们希望能重回人人明德知礼的盛世，却对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大惊小怪，岂不怪哉。
陈佳靖：“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觉得这是一句实话，其实应该说，每个人思考哲学都挺正常的，即便大部分人没看过《海德格尔导论》也应该多少对一些生命的本质问题有过思考，因为这就是人的本能。但之所以把农民工和海德格尔放在一起会让人更有点击欲，是因为这个组合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为什么农民工思考哲学不够正常？为什么打工人写诗不够正常？这篇文章里多次提到，陈直从不和人聊哲学。他的母亲和妻子是因为不懂哲学所以没法跟他聊，而面对其他农民工，他更多是担心他们知道后会嘲笑他。说起来，哲学和写诗好像是最容易被嘲笑的两种趣味，这不仅仅是因为哲学难学，诗歌难懂，也因为它们不赚钱，没有现实目的。人们无法接受一个人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做一件没有现实目的的事，除非Ta已经拥有了世俗观念中认为应有的一切，比如房子、车、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幸福的家庭等等。人们也默认了像农民工这类底层人士就只能求生存而顾不了精神需求，或者根本没有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