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为什么不能思考海德格尔( 三 ) _小知识

谁是业余者，谁是农民工潘文捷：大学门口的天桥上总是有很多民科民哲摆出自己写的东西，期待过路人的赏识。但是我至今也没有看到哪位的理论被采用。可能翻译还好一点儿，不会出太大的岔子，但是一些民科民哲自创的理论如此宏大，如此超乎想象，一方面觉得好笑，另一方面觉得有点儿辛酸。自学成才和正规途径成才都好，关键是思考问题不能陷入自己的天地，而是应该在一定的脉络里进行。否则不要说有没有人赏识，连对话的人都没有，不是很孤独吗？
姜妍：想到以前做采访人员时也碰见过几位文捷提到的民哲民科想要报道自己的研究，无一例外都有点偏执和超级自信，后来想想，要不是这样的性格，大概也很难坚持多年做这样的事情。说到野生或者素人创作者，会想到以前上海的金山农民画，虽然参与者没有进行过专业学习和训练，但是作品里有很天然的粗犷的美感，同时这种美也是协调的。以前台湾地区有位素人画家叫洪通，曾经他的作品也非常受欢迎。
至于自学成才和“正规途径”是不是都能走得通，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的学习领域，比如前几年自己练太极和最近一年跟着老师学习还是觉得差别很大，有的人可能练习太极多年，都始终在门外打转。但是像画画，有些人即便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可能线条这些部分会有不确定感，但是能看到作品里其他部分的可取之处，比如色彩的冲突与和谐，比如想要表达的主题和内涵等等，甚至很多时候觉得儿童画几乎没有“丑”的，里面都带有质朴的童趣。反倒是有些成人想要去模仿那种拙，出来的作品很丑。
陈佳靖：这件事发酵后，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位编辑转发相关文章，没有评价这件事，而是感叹陈直的书单实在厉害，一个科班出身的编辑也自愧不如。我想这样的反应才是正常的。所谓的不带偏见，就是抛开一个人的身份去看他到底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底层身份不能为作品的质量背书，作品的价值也不应该由作者的身份来定义。
叶青：我总觉得用人的职业或身份（像是这件事里的农民工身份）来界定他们应该做什么、喜欢什么是一件很无礼的事情。毕竟身份是暂时且可变的，而（对写作和阅读的）喜爱和热情却不一定是谁都有的。这两天在看《清洁女工手册》，作者露西亚·伯林就有过许多不同的身份，其中也包括纯体力劳动的清洁女工。但恰恰是因为她的这些不同经历，她笔下的故事和人物都充满了真实感。当下的身份并不一定是写作的阻碍，反而可能带来某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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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月：在今天，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农民工或许也需要新的划分和定义（或取消定义）。农民被认为是落后的阶级吗，还是和知识分子截然对立的阶级？如果两个农民的孩子都进城读了大学，毕业后一个去了工地，一个去了大厂，同样都是打工，所以前者就是农民工、后者就是白领吗？农民工的身份到底是由其来历和父辈决定，还是由工作地点和薪资水平决定呢？
担心因阅读思考“变得痛苦”是保护还是垄断黄月：这条新闻也让我想起之前屡上热搜的一系列把农民工/农民和书/知识/写作并峙的新闻，农民工去图书馆、去书店、买书、写作、画油画，都是奇观，都那样感人。里面似乎包含着一种奇特的关于书/知识/审美的悖反。之所以农民工看书上热搜，刷抖音和拼多多不上热搜，定是因为读书这事儿有些出人意料的地方，书是超出了这一身份的逾矩之物吗？阅读和学习并非建筑工人或保安所能企及之事吗？但另一方面，书之所以特殊、总被用以区别于其他雅致闲趣，又因它内在的本质之一是面向所有人完全开放，书籍面前人人平等，大部分可得、易得并且比一台电子设备还便宜，这样想来，农民工看书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们一方面相信书的开放，一方面又把读书当做特权——因为有些人没基础读不懂，因为有些人物质基础尚不具备，因为忙于糊口的人不应有精神的奢望，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我们愿意相信俄国人普遍具有文学性、普通人接受街头采访都能说出两句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句托尔斯泰四句高尔基，而不相信这是普世的需求和能力，读写可以是任何人的素养、追求也是生活方式（感谢教育普及，2020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文盲率降至2.67%）？为什么我们宁愿相信文学科学巨匠传记写的在困厄里阅读思考的励志部分，但又隐隐觉得农民工读不懂书、不需要书，甚至觉醒很麻烦呢？难倒不是不读写、不思考、只需要面包才是不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