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院士仝小林，上医治未病( 二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

在做出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湿之疫毒发病的基本判断后，我结合病人多有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等症状表现，最终确定这个病的主要病位是肺和脾，确立了宣肺化湿、解毒通络的治疗原则，拟定了由槟榔、煨草果等20余味中药组成的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大范围用在社区、隔离点和方舱医院。
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能力有很大提升
问：您参加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和2003年非典的防治，能讲一下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吗？
仝小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北地区暴发流行性出血热疫情。我1985年到1988年读博士的三年，基本是在抗击出血热中度过的。当时流行性出血热患病人数多，最开始死亡率也高，超过10% 。我跟随导师周仲瑛先生，将出血热按“温病”辨治，治疗了大量高热、急性肾功能衰竭等重症患者，后来病死率降到百分之一点多，积累了不少诊疗重症和危重症的经验。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我在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是国务院指定的临时非典专病医院，我担任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组长，诊治了248位非典病人，医院最后一名非典病人也是我送他出院的。除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200多例患者外，我们还用纯中医治疗了11例。我们从中医的瘟疫理论出发，创制了“SARS-肺毒疫四期八方”的辨治方案，同时不使用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剂及抗生素。事实证明，中医疗效非常理想，发热、咳喘等症状显著改善，病程缩短，成功救治了11位患者。我们撰写了病例报告，被收录进世卫组织《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
问：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为什么能比以往发挥更大作用？
仝小林：对我个人而言，有了之前两次抗疫经历，这次心里更有底儿。这次疫情中我不仅是冲锋战士，还是中医专家组组长，需要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整体把握诊疗方向，这一点和前两次不太一样。
与前两次相比，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医药介入治疗更早，而且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深度介入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这首先得益于我们国家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一时间中医药介入，第一时间让病人吃上中药——这是未来应对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可以借鉴的模式。
做医生，必须以医魂、医德、医道、医术护佑苍生
问：您的母亲也是一位医生，您选择从医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吗？
仝小林：我的母亲曾是战地医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救治伤患。下了战场，在东北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里，每当听到出诊呼叫，母亲也都会第一时间背上药箱顶着严寒出诊。她虽然是西医出身，但为了能更好地治病救人，她自学针灸，在自己的身体上一遍遍体验针感。母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所以我学医的志向很早就立下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在一篇作文里写下“当一名白求恩式的大夫” 。
1978年，我到长春中医学院上学，当时全家都很开心，学医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父母对我的期望。
问：您的中医导师周仲瑛先生和李济仁先生等，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
仝小林：几位先生的医德医术和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他们是我的领路人。还记得刚进大学不久，我去图书馆借书碰到一位老先生，他在我面前一口气、一字不差地背完了二十八部脉，之后又把十四经脉和奇经八脉从头背到尾，我当时都愣住了。这位老先生就是我日后的启蒙老师——陈玉峰先生。陈老的中医理论功底扎实，讲解深入浅出，我的中医基础也是从那时开始打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