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一曲“毛毛雨”，鲁迅烦死，张爱玲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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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933年上海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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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1944年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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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雨>歌谱封面， 1929年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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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与黎明晖父女合影（约摄于1926年）<毛毛雨>来了，林语堂没有提及，鲁迅是真不喜欢
大约在1933年末，在上海刚搬进一所新租洋楼的林语堂，心情愉悦，颇感快慰。林语堂觉得“在上海找得到这样的野景” ， “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发见” ， “所以决心租定了” 。因为新住所的周边环境不错，不由得令他“想到避暑的快乐了” ，于是伏案写了一篇<说避暑之益> 。文中提到当时能在上海租住洋楼的阶层群体的避暑时髦习惯之一：
你可以带一架留声机，或者同居的“避暑家”总会带一架，由是你可以听到年头年底所已听惯的乐调，如<璇宫艳舞><丽娃栗妲>之类。
显然，林语堂眼中的“洋楼”租户们，避暑时总是要带上一架留声机，无论是轻便易携的盒式，还是稍显沉重的台式，总之，都得想办法弄去。这是那个时代，那个阶层，所应当拥有的生活方式。可想而知，平日里是更少不了这留声机的，简直可以说是居家“标配”了。播放唱片的内容，当然应该都是“年头年底所已听惯的乐调” ，至于“如<璇宫艳舞><丽娃栗妲>之类”的唱片，应当就是1933年度“洋楼”租户们的最爱。那是两部外国歌舞影片的插曲，自然是“洋气”十足的，也自然是足够时髦的罢。
1933年，这一年在上海也租定新房、搬了新家的鲁迅，可没有林语堂及“洋楼”租户们那么闲情逸致，那么时髦“洋气” 。 1933年4月间，因一向发表激进言论而恐招惹事端的鲁迅，为了尽可能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从拉摩斯公寓搬进了大陆新村九号。这是一处“越界筑路”的民居，具有半租界性质——鲁迅便从“租界”两字中各取一半，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且介亭” ，后来还把这一书斋名用在了自选文集的书名上。
搬到这里住了一年多，鲁迅心情并不好，岂止是不好，简直是糟透了，只是因为这里一位外国人邻居家里的女仆。 1934年年底，鲁迅就为这事儿，专门写了一篇微型小说<阿金> 。对，没错儿，这女仆就叫“阿金” ，鲁迅开篇第一段就只写了这么一句话：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
这女仆阿金，为什么这么讨厌呢？因为她的生活起居，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鲁迅的写作，到了几乎写不下去的地步，到了只能写写她，发几句牢骚的地步了。鲁迅坦承当时居住条件不宜写作，以及“华洋”杂居的诸多不便。没曾想，一位邻居的女仆，竟给鲁迅的生活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成为鲁迅生命中最后两年里，难得的一部微型小说里的女主角，也实在是令人颇感意外。
好在后来阿金终于被洋主人辞退了， “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姨娘” ， “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 ，为此，鲁迅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岁月静好的二十多天里，这位胖胖的姨娘，很会享受生活，居然还自己掏钱， “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之类” 。此时，心情平复且舒适之余的鲁迅，也远远地听着，甚至觉得这歌声“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远” 。
至于这民间流行已久的“低俗”小调，缘何能让鲁迅得出“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远”的评价，或许也是在以所谓“左翼文学”的思路来一番借题发挥，言下之意是要说劳苦大众的“低俗歌曲” ，也比小资产阶级的“流行歌曲”更接地气，更真实自然，更让人听着舒坦。
张爱玲很喜欢，还给翻译成了英文
同一个时代，林语堂与鲁迅，都是上海的租住户。他们“活在这样的地方” ，耳朵里听到的歌曲， “年头年底所已听惯的乐调”却完全不同。不得不承认， “<璇宫艳舞><丽娃栗妲>之类” ， “‘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之类” ，以及“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 ，各种彼此毫无关联， “天差地远”的腔调与旋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虽交相迭响却又各行其道，各有各的收听者与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