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更喜欢陶瓷为什么古代中国更喜欢陶瓷,而不是玻璃?( 二 ) _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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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口尖底瓶。新石器时代，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姜寨，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典型水器。陶瓷容器也是玻璃器皿在古代东方的替代品

相比陶器，瓷器质地致密，胎体光洁，釉色美丽，素肌玉骨，恬淡清雅，而且不渗水。瓷器制成的器皿不但在中国使用广泛，还沿着丝绸之路流传域外，同样广受欢迎。亚、非许多地区在中国陶瓷器输入之前“饮食不用器皿”，多以植物叶子作为食器。南宋《诸蕃志》介绍：登流眉国（今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渤泥国（今文莱）“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 。自从从中国获得陶瓷器输入以后，这种精良、卫生又实用的器皿让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用器有了很大的改善。对此，艾伦·麦克法兰同样指出，“直到最近数百年以前，玻璃的主要用途一直是做容器。中国人和日本人用黏土制造了极佳的容器，所以他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对玻璃锲而不舍。”

怎与陶瓷争锋

这句话的确有其道理。其实，陶瓷器表面的那层“釉”，通常由硅酸盐复合物经由高温熔融态再冷却而制成。它与玻璃均属非晶态物质，在物质结构与物理化学性能上没有本质区别。所不同的是，两者虽然成分近似，但在制备工艺上大有不同，前者以薄层釉浆的形式附着于陶瓷胎体表面而后烧结；后者则需要将原材料在耐火的容器即坩埚中炼制，耗时费力，且受制于坩埚的大小与耐火程度。更重要的是，瓷釉的配制和胎体成型、烧制是分别独立的环节，而玻璃的熔制是制作工艺的首要环节，与加工成型紧密相连。因此看来，玻璃的技术“门槛”似乎也要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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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2日，英国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哈尔森公司的工厂，一名员工从一个釉池中取出一个瓷器杯子。釉是覆盖在陶瓷制品表面的无色或有色的玻璃质薄层，能增加制品的机械强度、热稳定性和电介强度。相比陶器，瓷器质地致密，胎体光洁，釉色美丽，而且不渗水

不过，古代中国既然能创造出如此高妙的陶瓷工艺，这点技术困难自然没有道理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实际上，唐代以后，中国已经可以制作和西方相同配方的钠钙玻璃。可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钠钙玻璃所需的天然碱资源（碱是钠钙玻璃中钠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并不丰富，作为替代品的铅玻璃（中国铅矿资源丰富）不但不耐热，且铅玻璃在热加工时挥发有毒，绝非理想的生活器皿。相比之下，中国的优质高岭土资源丰富，这就保证了瓷器原料来源无虞。而便宜的陶罐陶杯也比昂贵的玻璃器皿更能满足储物与饮水的需要。

退一步说，即便古代中国富有制作玻璃的天然碱资源，舍陶瓷而取玻璃大概仍然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选择。古代的手工业生产，普遍以木炭作为燃料。《天工开物》中统计过烧制陶器所需的木炭数量，“大抵陶器一百三十斤，费薪百斤” 。木炭来自薪柴，出炭率大抵是每3千克木柴可得1千克炭。因此生产130斤陶器的过程中大概需要耗费300斤木柴。由于玻璃的烧制需要高温（熔窑的温度甚至高于瓷窑的温度），而要长时间保持玻璃的熔化状态，所耗费的木柴数量自然更加可观。

就燃料而言，木柴的最大缺点就是再生周期长、数量有限，用量是否能够得到保证呢？在古代中国，民众冬季取暖也需薪柴。历朝的宫廷用柴也是远大于老百姓人家的消耗量。以明朝宫廷的实际用柴量为例，天顺八年（1464）易州柴厂坐派供应215万千克柴炭；成化元年（1465）为325万千克；成化三年（1467）增至870万千克。明末宫中每年用薪柴1300万千克，木炭600万千克。按1/3的出炭量折算，共用薪柴3100多万千克。当时紫禁城里约有宫人9000多人，折合每人每年消耗5立方米木材。普通人家虽然消耗量不至如此之多，但考虑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木材的需求压力实在不言自明。结果，宋代以后，各地都感到了缺乏薪柴的压力。发现煤矿的地区还好些，逐渐开始开采煤矿以为日用燃料（尽管煤炭的开采相较木材的获取成本提高了许多）。没有煤矿的地区，人民就只能使用各种代用品。最普通的就是以热值很低的稻草为燃料。西北地区没有稻草，百姓甚至不得不用晒干的马粪为燃料。在这种取暖尚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耗炭量比陶瓷工艺更大的玻璃制造业自然也就难以受人青睐了。

为什么古代中国更喜欢陶瓷 为什么古代中国更喜欢陶瓷,而不是玻璃?(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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