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历史』云研讨｜宋元明的碰撞：货币史与财政史的新思考( 三 ) 本次讨论会围绕两方面展开对话：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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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钱币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雷博阐发了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思想。在王安石的设计中，货币是熙宁变法下沉到基层的资源。国家借助货币直接沟通民众，平衡供与需之间苛刻的时空条件，从而绕过了豪强并打压了他们的套利空间。因此，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其实主张建立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良性财赋循环，切断可能造成经济恶性循环的链条，常平法的变化即是其中一例。反对派认为这一说法是王安石冠冕堂皇“剥削”民众的说辞，恐非事实。上海交通大学邱澎生首先讨论了黄仁宇“侧面收受”（lateraltransaction）概念。此概念涉及黄氏对明代与17世纪英国“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比较，关连到1694年英格兰银行等新的金融组织与相关法律架构何以未能出现明清中国的制度性探问。尽管我们不一定同意黄氏“数目字管理”命题，但这种有关政府是否以及如何以信用扩增方式统筹并调度全国赋税资源的制度性比较，可能仍是进行朝代比较时也应特别关注的问题。和文凯由制度变迁角度，对英、日、中三国如何朝向“现代财政国家”演变的不同路径做了精彩探究。黑田明伸则由垂直整合与水平整合等多层次市场（multi-layeredmarket）相互作用的角度，对宋元明清以来铜钱、白银等货币在地方市场能够相互补充彼此功能的“非对称性”（asymmetry）进行了细致考察。这些成果将讨论拉到制度变迁的高度，更认真地对待社会经济结构制约与历史偶发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又超越了黄仁宇那类比较明显“西方中心论”的限制，很值得继续研讨。其次，学者们关于宋元时代的发言使他想起刘光临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径至少可追溯到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的《富国强兵：公元1000年后的技术、军备、社会》（ThePursuitofPower:Technology,ArmedForce,andSocietysinceA.D.1000）。若从全球史的比较视野出发，不仅能让中国史研究更富有探究人类发展历程的“全局”意义，也应该有助于我们用更动态的角度去理解“西方”与“中国” ，避免将不同地区与国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度简单化为“本质性”问题；甚至还可能让彭慕然（KennethPomeranz）《大分流》与所谓“加州学派”把他们强调历史偶然性与结构限制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研究取径，拉进我们对中国史的考察，对中西历史比较做更适宜的“拿捏轻重” ，莫再太轻易地重复中国与西方历史如何具有某种本质性差异。在考察中国的同时，也要更细致地掌握“西方”的复杂历史变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申斌首先回应了张亦冰的问题。明代和宋代一样，也是地方折银差役收入被中央抽走，地方再次开征徭役或役银。万历末东征裁扣地方公费，清初的软抬、硬驼都是。但清初确定全国经制后，除了耗羡归公和钱漕改革外，这些新衍生的役没有再被合法化。在正额财政范围内，户部控制的“预算”管理得以实现。其主要意义在于官僚治理，国家通过数字来考核、监督官员财务行政，进而实现财政目标。其次是从货币的本质及支持其职能实现的技术出发，重审中国财政经济运转逻辑。彭凯翔支持门格尔的理论，认为货币是可交易性（或曰可流动性）较高的资产。我们认可某种货币，就是相信它的高可交易性。那么谁来保证这种信用？在传统中国，除粮食因其使用价值而成为一般等价物外，其他包括布帛在内各种形式的货币，基本由国家保障可交易性。这不是简单的货币名目论，而涉及到整个国家财政运转以及关联到的社会治理、经济流通体系。采取不同形态的货币，对国家运转有何技术要求、又有何限制？与小地域内民间小额交易如何关联？在长期以国家财政运转保证货币信用的传统中国，市场发育又有哪些特征？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三，晚明以来人与人、人与国家的交往手段变为以白银为媒介后，带动了几个重要变化。一是在国家与人民的征发关系中，出现了赋役负担定额化、赋役征收关系包揽化、民间赋役分担契约化趋势，这为中间性集团发育提供了社会空间。用刘志伟老师的话说就是国家治理通过转型实现了不转型。二是白银的使用，使财政集权在更大程度上落实于运转层面，通过管理官僚来管理财政的运作方式真正成为可能。三是晚明以来商品流通和市场发展，大航海时代外部白银供给的影响，是否使“贡赋经济”存在被突破，至少使其运转形式被改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