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历史』云研讨|宋元明的碰撞:货币史与财政史的新思考(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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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弘臣著《宋金元货币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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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汉思(H.Vogel)著MarcoPolowasinChina元代纸币只有发行之“本” , 而没有“本位” , 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制度与社会环境中提炼概念 , 不可直接套用来源不同的现成说法 。 与宋代纸币不同 , 无论是元代早期各地军阀发行的丝钞 , 还是后来发行中统钞 , 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货币需求 , 但它们反映的经济现实只是流通手段的匮乏 , 而非商品经济的繁荣 。 政府发行超额纸币肯定有助于财政 , 纸币在财政中的作用却都是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性质延伸出来的 。 另一方面 , 元代纸币具有相当充分的货币职能 , 而且在大部分时间、在绝大部分地区都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 , 这对物价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 研究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缺乏系统性 , 所涉及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很复杂 , 这反过来也给予学者阐明史料性质、充分挖掘史料信息 , 建构可靠程度能够被衡量的数据集的机遇 。 他已发表的关于元代土地价格的论文和正在进行的粮价研究 , 均有赖于此 。 初步的总体看法是 , 元代那种持续的、剧烈的通货膨胀主要存在于元世祖年间 , 在元代中后期物价的长期变动并不大 , 元末动乱时期的那种恶性通胀 , 很难说是之前纸币持续贬值的积累效应 , 更可能的只是政治动荡的“即时性”后果 。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吴四伍概述了清代货币的发展情况:清代货币使用的形态发生变化 。 清代货币形态与国家的关系有继承的一面 , 主要是白银的使用范围加大 。 从赈济和仓储等角度看 , 白银的重要性都大大提升 , 显示了白银在国家财政以及市场经济中较为成熟或发达的地位 。 不过 , 清代货币演变对国家财政影响则不如人们想象的巨大 。 刘志伟在新书《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指出贡赋体制离不开市场 , 但贡赋体制本质属实物财政范畴 。 依托于政治等为中心的各项制度 , 如漕运、开中等 , 成为明清市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 市场发育的内部动力不足 。 包括白银资本化在内的货币演变 , 本身也不能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 此外还可以关注清代货币的存贮现象 。 刘志琴在解释明代的四大悖论中 , 强调李自成在北京搜到很多白银 , 这些窖藏的白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货币在明代市场经济中的特定作用 。 对于清代来说呢?怎么理解这种货币的存储呢?特别像赖惠敏《乾隆的荷包》一书中 , 提到清代国家财政最重要的部分是生息银两 , 清代政府如何利用市场 , 赚取利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 这一点上 , 古代史所周远廉先生曾经对康熙的钱袋子也有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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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赋体制与市场》、《乾隆的荷包》三、争鸣:历史细节与理论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张亦冰指出:一、关注中国货币史研究中的货币角色 。 古人多强调货币本无用 , 全靠君王赋予其轻重万物的功能 , 变无用为有用 。 进行货币史研究 , 首先应当试图进入当时的货币论 , 理解说法与做法的关系以及背后的逻辑 。 但另一方面 , 正如黑田明伸强调的 , 中国的货币运作 , 除了大一统的“跨地域流动”性 , 始终还存在“地域内流动”的自律性 。 不同货币之间 , 甚至是同一货币 , 在国家、社会不同经济活动场合 , 其使用方式往往会有很大区别 。 将以上两种思路结合 , 既能重新审视古代货币论 , 又是对片面强调货币与市场、信用发展关系的现代研究的反思 。 二、财政货币化如何影响国家与民众 , 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 以王安石变法为例 , 新法收钱的逻辑何在?青苗、役钱究竟如何收取 , 商人在其中起的作用和此前相比有何区别?民户交税时 , 如何换钱、会子;不同和籴体制下 , 粮商采买粮食时 , 民户如何与之互动?这些问题可能有助于理解财政对基层市场生成与运作的影响 。 三、理解宋代国计运作的演化路径 。 北宋前期实行以实物实用价值为本 , 可核算的财政计度体系 。 其核心问题是平衡不同类型财物出产与支用的时空落差 , 中心任务是“移”(调拨)与“易”(变转) 。 这一体系在熙宁之后的运作方式有何变化 , 其演化路径如何?“估”是衔接实物与“货币” , 不同区域、财政版块“货币”调拨、支用、兑变的重要制度 , 也影响政府对商人、民众行为的导向 , 需要进一步考察其背后的逻辑 。 四、宋代差役已然折钱化 , 成为可核算的财赋资源 , 为何会出现逆转?为何明代没有出现这一逆转?是否与两种财政货币化的路径 , 以及钱、银货币性质、功能的差异有关?首都师范大学俞菁慧认为货币财政是推动政治、经济的重要元素 , 但更多地作为组织架构发挥“底色”作用 , 在史料中多伴随改革、修正等大事件而出现 。 宋代货币财政分为钱币系统与纸币系统 , 她主要就前者分享了研究心得:一、私铸问题 。 为了打击私铸的套利空间 , 朝廷不会轻易地铸造大钱 。 二、轻重问题 。 国家需要努力维护货币购买力和物价 , 这造成了政府采取经营、管控和市场干预行为 。 三、铸造量 。 北宋铜钱铸造量经历了“一般铸造—大量铸造—天量铸造”的变化 , 这与政治关系密切 。 王安石变法时期铸造的天量货币 , 通过推行新法的启动资金或中途拨款汇入至财政领域 。 北宋货币财政处于起步阶段 , 具有相当强的摸索性和试错性 , 这给予我们以下思考面向:关注当时财政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任;从单向度的货币研究不断深化至整体式的国家改革变法研究;关注不同形态货币的原理 , 包括流通性、增殖性、转移支付、信用机制等向度;从货币财政问题出发 , 探索法家、儒家思想史的交汇和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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