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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围观改变中国(靠围观改变中国，靠算法改变围观)
让我们回到2010年。七年前，《新周刊》将年度媒体网站的荣誉授予新浪微博。一时间，“守望改变中国”成为寺庙里的热门话题。学者称微博弥补了传统媒体在信息发布上的缺陷。所以，世界上到处都是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身影。大家似乎都深信“互联网赋能”真的给了大家观看和表达的机会。一路走来，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共信息的传递效率和透明度在互联网高速公路的曙光下一路狂奔。
从那一年开始，那些微弱的声音在空中被放大成震耳欲聋的公共话语。记得2010年，一个19岁的男孩王锴，用一部老式手机，独自在微博上播报灾情。几个小时后，近万人转发。在河北大学，一名自称“我爸是李刚”的司机触动了微博网友的神经，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同样在2010年，上海静安区发生火灾，造成近60人死亡，微博上点燃无数蜡烛。让围观者站在一起，让弱者变得强大，让立场被听到，让尊严得到捍卫。
如今，2017年，当我们重温这句被遗忘已久的口号时，冲动的喜悦已经渐渐褪去，留下的是更多不计后果的野心，或许还有更多隐藏的魅力。社交媒体上的围观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围观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沉淀之后，我们腾出时间来仔细审视我们正在看的东西。
2010年以来，人们看新闻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传统媒体的把关人，采访人员的权力正在下降，逐渐让位于风头正劲的“算法” 。如果稍微关注一下这两年的畅销书，无论是“大数据时代”，还是“算法革命”，我们都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从不缺少曙光的时代。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切似乎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人类将被自己发明的机器所取代。
当然，算法对人的替代往往是悄悄进行的，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无论是推特上的“趋势”，微博上的“热门话题”，还是今日头条推送的新闻。对此，美国学者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Twitter向我们介绍“趋势”是什么意思？同理，在当今中国，似乎也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微博向我们展示“热点话题”时，它在展示什么？受欢迎吗？这显然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回答，很难让我们满意。
具体细节只有算法的者知道。作为商业秘密，我们自然无从得知。该算法声称其高效率和自动化，它声称它抛弃了传统新闻守门人的偏见。即使稍有不慎，我们的逻辑也会从“自动化”滑向“中立” 。真的是这样吗？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正在见证的显然是另一种技术的偏见。
美国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算法中存在性别歧视:2007年，研究人员发现，当她在谷歌中搜索“她发明的”这句话时，谷歌会提醒她:你是说“他发明的”吗？
算法中的性取向歧视:2009年，超过5万本同性恋友好书籍从亚马逊的销售清单中消失，因为这些书籍被算法自动归类为“成人”产品。
还有更令人哭笑不得的算法错误:2016年，挪威作家汤姆·埃格兰(Tom Egeland)发布了著名的摄影作品《燃烧瓶女孩》(Molotov cocktails girl)，以纪念越南战争。这部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被判定为色情，被删除。
总之:算法的自动化并不意味着它的诞生就是为了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高效便捷，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烦恼。借用美国采访人员卢克·多梅尔《算法时代》的副标题，就是“算法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然后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然而，质疑技术似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副标题悄悄改成了《新经济的新引擎》。
当然，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我们需要对算法保持更加宽容的态度。算法在科学前沿不断前进，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它的不断进步。然而，社会学家似乎对这个问题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算法与其说是人类进步的阵地，不如说是权力纷争的战场，其中有各种商业利益、政治考量和文化偏见。
2017年，算法乐观主义者遭受了来自官方媒体的大量打击。今日头条作为其代表之一，站在聚光灯下，备受拷问。官方媒体将“个性化推荐”视为“伪个性化”的低俗伎俩，让人沉迷于“想看的世界” 。7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新闻不要被算法绑架》；9月，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文章《三种评测算法推荐》。这四篇文章表达了官方媒体对“算法”新闻的足够警惕和质疑。总结起来，这些问题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算法推送中的法律问题(比如版权)长期得不到解决。第二，算法推送让新闻更加低俗。第三，算法推送使人的信息更加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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