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改变中国，算法改变围观围观改变中国( 二 ) _算法

之一个批评并不新鲜。想想早期电影史上的，互联网发展初期的盗版猖獗。在人类历史上，新技术的发明和传播似乎总是在新的道德和法律边界上逆流而上。但是，任何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都必须逐渐退出这些边界，完成自己的合法化过程。那么，如何才能为后两种批评找到借口呢？人真的会活在自己的“信息茧”里，成为低俗至死的一代吗？
所谓“信息茧房”，在传播学中有不同的叫法。有人称之为回音室效应，也有人称之为滤泡。无论名字怎么取，意思都是一样的:人们被困在自己热爱的信息中，“失去了探索未知、创造不同可能性的机会” 。换句话说，严肃的内容太累了，那就让算法帮我们享受低俗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个定义，似乎会闻到一点熟悉的味道。同样的批判号角似乎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吹响，沃尔特·李普曼断言大众是偏见的囚徒，尼尔·波兹曼的寓言将恰如其分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总是担心被我们讨厌的东西摧毁。讽刺的是，今天真正摧毁我们的正是我们如此热爱的东西。日光之下无新事。如果我们借用马东和许知远的辩论来提问，可能不够恰当:我们真的变得更好了吗？
我们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指责商业道德。技术在社会上永远不会自己生长，尤其是现在，它一定会带着资本的利益，一路滚雪球。创业者是否愿意公开承认，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的沉浸感是衡量一项新技术的重要指标。2016年底，张一鸣自豪地宣布，今日头条累计活跃用户6亿，人均76分钟，活跃用户1.4亿。800算法工程师帮助今日头条每天处理60亿用户请求，这些都是技术的好处。
当然没有人愿意公布自己的算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更新完善自己的算法。因此，在算法黑箱的两端，批评者和资本都在另一边看火，这让本已单薄的批评更加毫无意义。无奈，只能从日常生活中不断推测。比如现在，微博告诉我，一个内地歌手要过生日了。大家看看微信，告诉我一个韩国偶像自杀了，遗书里有线索。我想我愿意祝贺和哀悼，但我不知道我还应该做什么。
七年前，我们信誓旦旦地说，看改变中国。这本书没有错，但是七年过去了，我们似乎逐渐意识到，算法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旁观者。它决定了它带给我们什么，也决定了它对我们隐藏了什么。技术在宣传方面能做的，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算法如何为我们的旁观者提供素材？是称职的筛选员吗？我的回答是，目前来看，不是。对于未来，我愿意谨慎平和，不乐观，因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称职的，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筛选者？我愿意期待的是更多的对技术的反思和调整。正如尼古拉斯·卡尔所说:
“我们往往对技术带来的好处非常敏感；我们对技术带来的麻烦反应很慢。但是，如果我们想对一项新技术做出现实的评价，就不能让技术的光芒蒙蔽了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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