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光华学院院长刘俏：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 五 ) 文|刘俏

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可以把每一档的税率都酌情下调。工薪阶层边际税率最高达到45% ，确实太高了。能不能降一些？其实降多少是个态度问题，但是降得越多我觉得效果越好。这种方式让消费者的信心，消费的能力都会得到提升，对稳消费是有好处的。
发消费券的作用不仅仅是解决民生问题
我和颜色在3月8号发布的报告中建议发消费券或现金。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基本上就是针对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疫区，特别是湖北。我们建议针对湖北省的就业人口每人发放1000元消费券。湖北人口是5000多万，我们测算了一下就业人口大概3000多万，大约是300亿元。
另外的群体是全中国的低收入群体。国家有一个最低工资标准，湖北是1750块钱，青海比较低，只有1500块钱。月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即为低收入群体。这个群体占整个就业人口的20%多一点，我们算了一下，加上这个群体，全部合在一起的话，大概是2600亿到2700亿元。
消费券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群体恩格尔系数是很高的，他们的收入基本上要花出去，来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把这些钱给高收入群体，可能不一定会转换为消费。但是给低收入群体，基本上他会转向市场活动，转向消费。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消费刺激政策来jumpstart现在低迷的消费。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这2000多个亿全部投向消费，再加上一些配套的鼓励消费的政策，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有可能稳定下来，那么产业活动、市场活动可能就开始运转起来。疫后经济恢复需要这样的政策。
投资必须做，但方向要正确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投资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投资所能带来的作用，而且我们现在投资最大的问题在于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短期迅速扩大规模很难形成有效需求，同时可能导致杠杆率继续大幅攀升。此外，因为新基建毕竟体量还比较小，投资方面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些——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与民生相关的投资领域已经拖了很久，比如说小区的改造，还有租赁住房，主要是资金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每一年有1300万的新市民，同时还有2.9亿的农民工，他们的居住问题怎么解决？只靠商品房购置是不现实的，需要大量的租赁住房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引导市场力量和市场资金进入这些领域可以极大缓解财政压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和公募REITs应该果断推进。
还有一点，现在我们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以中心城市都市圈作为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建立中心城市都市圈，人口注定会大量流入，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地方做基建投资，它有足够多的人去支撑新的行业崛起，支撑起服务业的发展，支撑起未来的消费，这样的基建投资是有效率的。
今年经济压力比较大，增加投资占的比重，把投资重要性往上再提高，我觉得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投资的方向一定要正确，谨防大水漫灌，盲目上马很多无法形成有效需求的投资项目，徒增金融体系的风险。
基于我们对疫情冲击的重新评估，现在到了出台力度更大的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了。我们讨论怎么去看新冠疫情的本质，怎么去理解总量经济和结构问题之间的关系，主要想强调宏观政策应该从消费、就业、中小微企业出发，需要去回答正确的问题（即使答案不完美，当然基于各种仍在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也不可能完美），而不是去完美地回答错误的问题。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