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文本·博物·社会：《茶经》的知识生成史( 三 ) 《茶经》是中唐名士陆羽（733-803）所

三从饮茶风气到茶史的新社会史视角
《茶经》的出现，首先是作为文本的问世，故其文本在唐代的传抄、增补，在宋代的定型、付梓，是必须首先加以注意的。其次，《茶经》所载内容，可以在中古时期博物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是为关注《茶经》的第二个层面。最后，可进一步考虑《茶经》所体现的唐代饮茶风气，及相关的社会观念。前文已经梳理前两方面的内容，本节可稍论第三点。
近来，夏炎等学者颇为提倡中古时期的新社会史研究，即关注传统议题之外的社会史新视角。 [10]对于《茶经》这样一部与日常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的日用之书来说，如何从中联系社会，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茶经》的问世，固然是陆羽本人的功劳，也离不开时代背景的促成。而《茶经》问世之后，反过来又促进了饮茶之风的流行。特别是在上层社会，随着陆羽本人社会交往圈的扩大，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以陆羽为茶的代言人，甚至目之为“茶仙”、“茶神” 。于是，在唐代后期，随着《茶经》的流传和饮茶风气的扩散，也带动了与茶有关的其他社会现象。包括茶贡、茶赐的礼物流传，茶的品第高下与品评心态，与茶有关的地方茶神信仰等。

文章图片
谷歌地球摩崖石刻位置大
就茶贡而言，在陆羽的提倡下，大历年间，先由常州刺史李栖筠（719-776）开始，每年向唐廷进贡常州宜兴县（今无锡市宜兴市）一侧的顾渚山紫笋茶。不久，自大历五年（770）开始，湖州长城县（今湖州市长兴县）一侧也加入共同造茶进贡之责。每年清明节前，常州刺史、湖州刺史分别入山，一同监造贡茶，并总之于润州的浙西观察使后，入贡唐廷。于是，开启了延续上百年的茶贡史，并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影响。除了笔者曾在《唐代后期湖州茶贡史及其反映的中央与州之关系一例》一文[11]中论及的中央与州之关系，还可以讨论湖州地方的茶社会。包括与茶有关的宴游，从而形成颜真卿为首的“大历浙西诗人群” ，并生成《吴兴集》这样的集会总集。还有长兴地方因修贡而形成的“斫射神” ，嘉靖《长兴县志》即载其事：“大历七年（772），贼郎景聚兹山，游奕将钱景秀率乡村子弟，尽斫射手，遂平草贼。贞元三年（787），乡人立草屋，称斫射神。 ”[12]此神起自地方，亦贡献于地方事务。

文章图片
顏真卿湖州帖-故宮博物院藏

文章图片
斫射山
就茶赐来说，则又进一步涉及到传统社会中礼物的流转。古代社会，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情况下，由于各种物品的交换需求，从而产生了不同形式的交换方式。以经济为目的的交易，以交流为主的礼物交换，都是此类。在唐代社会，全国各个地方，还有域外各部族、国家，都会用贡品来向唐廷表达一种臣服的姿态。而唐廷方面，也会将不同地方上贡而来的物品，以回赠的方式，赐予不同的对象，从而体现不同的内涵。当然，这类内涵也不能随意阐发，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比较随意的搭配。不过物有贵、贱之分，即便是茶，不同产地的茶也有高、下之别，在《茶经》的《八之出》中，对不同州所产的茶分不同的等第，除了契合中古时期人们心理上对品级的喜好外，也为人们将不同等第的茶赐给不同亲密关系的对象提供了方便。唐朝皇帝之所以重视顾渚山紫笋茶，即看重其质量之高，便于作为给臣下的一种崇高的荣誉。
总而言之，通过对《茶经》的考察，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在印刷术诞生前的书籍流传，还能藉此观察以茶及相关器具的博物学图景，更可以深入唐代的地方茶社会和礼物流转。对于其他类似的书籍而言，《茶经》的这三种面向，希能成为借鉴之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