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文本·博物·社会：《茶经》的知识生成史( 二 ) 《茶经》是中唐名士陆羽（733-80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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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学海本《茶经》
此后，《茶经》更经过多次传抄，形成了陈师道整理《茶经》之时的状况。其传抄方式则依赖于纸质的书写，以及《十之图》所谓画图形式的抄绘。到北宋，经过陈师道本人的整理，以他自家藏本为基础，整合其他版本，《茶经》被定型为二篇。对于这个“二篇” ，虽然也有不同的说法，认为是“三篇” ，从而与宋末的《百川学海》本能够串联起来。但无论如何，从《茶经》本身的流传过程可以看到，其文本的抟成、增补、传抄、刊刻，每一道环节都有各种各样的文本加工。这对我们如何去认识《茶经》本身所代表的唐代的茶事情况，颇有干扰；但也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古时期其他同类型文本的流传过程的理解，特别是以“经”字命名的各种书籍。
二从制茶法到茶事的博物学研究
《茶经》的主要内容，其实是《七之事》前的各种采茶、造茶、煮茶之法。在这些文本里面，陆羽聚拢了各种各样的汉字，用来表达与茶事有关的各类事物。这类汉字及其所表达的含义，有些还是首次出现于汉语发展史的舞台上。这对于语言学的学者来说，是十分丰富的文本分析对象。不过目前为止，尚乏以《茶经》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论著，多为茶史学者在校注《茶经》时出于版本之别，以及注释文本的角度出发，整理过不同字词的正讹、含义。因此，尚需期待语言学界的进一步关注。
语言学之外，在《七之事》中，也涉及另一类古人的博闻广识之兴趣，即类书的流行。胡宝国曾在《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一文中，围绕南朝聚书风气、儒玄文史中的知识追求，以及士人称谓的转变等方面，关注了当时兴起的知识至上之学风。 [5]在这一学风影响下，南朝、唐代出现了很多部目录书、类书，目录书反映的是聚书风气，类书则是对知识的追求，也是当下学界兴起的博物学研究的根源之一。而《茶经》的成书过程中，从时间来看，前有以阮孝绪（479-536）《七录》为代表的南朝目录书，后有以徐坚（660-729）《初学记》为代表的唐前期类书；从空间来看，《茶经》在江南湖州地区的撰写过程，受到了同样追求“知识至上” ，并曾在任上汇集数十位饱学之士编纂《韵海镜源》的湖州刺史颜真卿（709-784）的影响。陆羽曾一度参与《韵海镜源》的编纂工作，故而在《茶经》中也特别注重各种名物的不同名称之别。
具体来说，《茶经》的博物学特色体现于两方面：第一是对与茶有关的物的汇集，这除了最后《十之图》，全书都有反映。特别是《二之具》、《四之器》，对于与采茶、造茶、煮茶有关的各种器具，都有详尽的名实描述；第二是书中引用到的各种以类书为大类的典籍，特别是在《七之事》中。根据宋一明整理，《七之事》并非如日本学者布目潮沨（1919-2001）所说主要取材于北齐官修类书《修文殿御览》[6] ，而是有多种来源。因为《修文殿御览》作为《太平御览》的蓝本之一，《七之事》中所引许多内容不见于《太平御览》，可见在《修文殿御览》之外还有多种取材途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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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目潮渢攝金沙泉（布目潮渢《中國名茶紀行》，新潮社， 1991年。）
语言学、博物学，前者作为文本的基础性研究，后者作为知识的生成史[8] ，对于本身即以大自然的产物茶为撰述核心的《茶经》来说，是非常值得运用于此的。特别是被余欣视为“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基和精髓”的博物学（BowuXue）[9] ，对于我们认识古人生活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是十分重要的途径。唐宋人喝茶，部分是茶的解乏功能，更多时候还是在其精神层面的交流，故而对于精神的载体，即需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