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邱海波：重症医学是生命的最后防线( 二 )

现在如果说遗憾，早期病人太多，没有足够的床位，没有设备，没有足够的、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这些都是早期非常大的困扰。现在当你去看全球疫情，你会发现，大家都在面临相似的困境。当时金银潭的问题，从我们的角度看，是真正重症医学的医生并不多，但这里的病人是全市最重的。而且你没办法再从协和、同济、省人民这些大医院调增援，因为这些医院自己也有医疗任务。那怎么办？当时我们想，从国家调吧，从国家专家组调，我们希望能调到的是能够带队做医疗组长，能够沉下来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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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邱海波（右）和杜斌结束巡视后顾不上吃午饭，抓起两片面包就赶往下一家医院图 / 重症医生晁亚丽
我们的架构大致是这样的：科主任下面，可能有医疗组长，还有主治大夫，再有住院大夫。医疗组长实际上要能够把这组病人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对病人的一切情况负责。我们在临床上真正最了解病情、最负责任的是医疗组长。我们想当时的想法：能不能调一批稍微年轻一点的专家，能够把他放到这些病房里，直接让他去做医疗组长，来保证最重的病人得到专业救治。面对复杂的疫情，光有智商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情商和综合的能力。
现在还有几百个危重病人,意味着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工作。有人说觉得我们可以撤了，我们撤不了。我觉得重症病人尤其危重型的病人没有转危为安，没有结局之前，我们都必须坚守在这里。
进入3月份，疫情得到明显控制， ICU开始有空床了，甚至有些医院的ICU都关了，有些医院也不再收治重症病人。病人少了，重症病人也少了，危重病人少了，这就说明我们前面的防护墙起作用了。重症病人比例并不高，但是因为基数太大，重症病人绝对数量是高的。而这么大的绝对数量，就造成了医疗能力的不足，医疗资源不够，而且医疗力量很难整合。
我一直觉得，在这样的重大疫情面前，最前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医生，而是疾控。如果把第一道防线，比如社区这条线，如果社会的传播能挡住，病人就会变少，重症就会更少。
现在疫情已经受到有效的控制，社会比较关心的是复阳问题。其实复阳并不是说没治愈，我们从病理里可以看到，肺里面的细支气管堵住了，肺泡塌掉了，现在已经康复了，够出院标准，可以出院了，也有抗体了。但是在病人的恢复期，支气管又慢慢通了，通了之后里头的病毒就又能排出来，检测就还会再次显示阳性，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观察到复阳的病人有传染性。
经此一疫，我们也应该反思：全国有足够的重症医生、重症护士吗？这是我们的医学教育体制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培训、毕业后教育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我们的重症医学是二级学科，很多欧洲国家、新加坡、澳洲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跟新加坡、澳洲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我们在住院医师培训中没有规培（规范化培训）的。我们是唯一在二级学科里没有住院医生规培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的住院医生都没有经过重症医学的规范化的培训。
现在年轻的ICU医生、住院医师的规培，都是由其他学科承担的，未必有牢靠的重症医学基础。我们就靠现在重症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这一小批重症医学医生，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是承担不了的。但如果我们有了住院医师的规培，即使这些医师在规培之后，可能分化去呼吸科、心脏科、肾科……但是他具备了应对重症的基础，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这些人征召过来，就像预备役部队一样，马上就可以应对紧急情况。我们当然不希望再来一次这样的疫情，但没人能打包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