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邱海波：重症医学是生命的最后防线

“在这样的重大疫情面前，最前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医生，而是疾控。如果把第一道防线，比如社区这条线，如果社会的传播能挡住，病人就会变少，重症就会更少”
“经此一疫，我们也应该反思：全国有足够的重症医生、重症护士吗？这是我们的医学教育体制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培训、毕业后教育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我们在住院医师培训中没有规培（规范化培训） ”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7期
文 | 本刊采访人员杨楠张明萌
实习采访人员刘睿睿
编辑 |林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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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波图 / 新华视点
在日前的采访中，邱海波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有采访过去世患者的家人么？我说有。他问：他们怎么样？我三言两语，简单说了几个。我看到邱海波突然靠着椅背，右手攥了起来，这是人在努力克制自己情绪时的表现。邱医生是个温和的人，在谈及初来武汉时的经历时，他说，有不少可以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
在一月份的武汉，疫情之初，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有力所不能及的无力感，即使你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点名指派武汉医疗救治专家——这是医生能在此次疫情中所能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
邱海波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副院长，重症医学专家，以下是邱海波的自述：
我1月中旬来武汉，刚来的时候， “新冠”对我来讲是新的疾病，不知道它的特征，需要跟前期当地的医生去聊，病人怎么生病的？需要跟清醒的病人去聊，他有什么不适？对于最重的病人，要看看他现在有哪些器官不好，到底是因为肺，还是别的器官也有问题？当时认为，主要以肺为主，看看该怎么做治疗。那天我是早晨到武汉的，下午就去了金银潭病房。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觉得病人病情较重，第二病人很多，第三是大家好像都有点摸不清头脑，到底应该怎么治不太清楚。
刚开始我们遇到很多困难。一个是没有插管的设备，即使有了，插完管以后，病人到ICU又没有床位，要上呼吸机，一开始呼吸机也不够，医疗资源不到位。当医生看到不少同事感染了，心情可想而知。当时即使有呼吸机，墙上氧气也接不上氧气接口，氧气压力也不够。我们都自己动手搬过钢瓶，我不能让病人憋死了。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搬，护士搬不动。有什么脏活累活，我们医生先干。我会跟护士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有多大风险，你需要注意什么。要让护士会觉得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医生团队在支撑我们。同时我们也尽快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中央指导组，必须赶紧解决氧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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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波（中）和同事在抗疫一线
早在一月下旬，我们在巡查的时候就发现，病房已经全满了，每天四、五百的门诊量，病人要求住院，但住不进来，没有一张床位是空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危重病人在外面等着住院，不知道这些危重病人在外面是不是就这么走掉了。卫健委派我们到汉口的医院去看，一家一家查有多少重病。当时我们查到大量的重症病人，院长们都很焦心，说：我的病人进不来，发热门诊的病人都收不进来，特别重的才能收。如果病情不是特别重，收不进来。当时方舱还都没有，病人只能回家，这些回家的病人里头有多少重症我们不知道。
所以当时我们在卫健委的专家会上，研判疫情，提出要赶紧扩床，收病人进来。一定得去扩重症定点收治医院，就像当年SARS ，中日医院、宣武医院征用，全收重症。应该说，这些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得到了改善，我们在短短的三天里面，几乎每天都增加一千张的重症收治床位，不断收治。包括医院的供氧，也都得到了解决。这样的效率，在很多其他国家恐怕是难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