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勇：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新视野西周年代学是一个富有恒久魅

西周年代学是一个富有恒久魅力的学术课题。自汉代刘歆利用三统历和《武成》历日资料推考武王克商之年始，从事此项工作的学者代不乏人。 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苦心孤诣、上下求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拟定的《西周金文历谱》（以下简称《历谱》）即是一项重大的标志性成果，把西周年代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历谱》修订与调整的必要性日渐凸显。在这方面，各种意见纷然杂陈。朱凤瀚对新出金文年历资料的及时推介和深刻分析，把《历谱》的修订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具有导夫先路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本文拟对西周年代学研究相关进展略作述评，以期有所助益。
觉公簋与西周早期年代的突破
觉公簋是近年公布的一件西周早期铜器，铭文云：“觉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意即觉公为妻姚作簋，时值王命唐伯为侯于晋，事在王二十八年。朱凤瀚首次公布此器时，提出“王命唐伯侯于晋” ，有成王和康王两种可能性，但更倾向于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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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周初成王年幼即位，由周公摄政，七年后致政成王。关于成王在位的时间，先秦典籍未见明确记载。西汉学者刘歆推得成王在位计三十年，不含周公摄政七年。周公摄政是否为一个独立的纪年单元，学界有不同意见。成王崩，康王继立，《帝王世纪》谓其在位计26年。工程《历谱》拟定成王在位22年、康王25年。不管觉公簋是成王或康王时器，都无法容纳觉公簋铭文所记时王二十八年。李伯谦、彭裕商等赞同觉公簋为成王时器，意味着成王在位时间需要修订。李学勤主康王说，也认为铭文纪年有助于工程《历谱》的进一步修正。（《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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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公簋为一件在香港私人收藏家处所见青铜盆形腹簋。其口微外侈，方沿平折，腹较浅且稍外鼓，略显束颈，圈足较高，直足壁微鼓，双兽首半环形耳的下部有圆角长方形小珥。颈部纹饰带的正、背面中间均有对称的兽首，兽首两侧各有两涡纹（正、背面共有8个），涡纹与兽首之间饰对称的“立刀形”纹（实际上是龙纹肢体变形），涡纹间夹以顾首龙纹；腹部饰竖条棱纹；圈足纹饰带的正、背面中间有对称的低平的双“立刀形”突棱，两侧各饰两个对称的勾喙变形夔龙纹（正、背面共有8个）；颈与圈足的纹饰带上下均界以凸弦纹。（郭飞/整理）
重订西周早期《历谱》，不只涉及某一王年，武王克商之年的时间定位才是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工程拟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过于倚重《国语》所载伶州鸠后推的“岁在鹑火”天象，又误判武王在位四年，可信度大打折扣。在西周年代框架大体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以公元前1045年（公历1月15日）作为商王伐纣之年似更合理。（参见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杜勇：《武王伐纣日谱的重新构拟》，《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
这种微调仅供参考，觉公簋的发现却使问题显得严重起来。武王克商之年若不加修订，觉公簋铭“唯王廿又八祀”则难于妥善措置。故朱凤瀚《武王至康王年历表》拟定公元前1061年为武王元年，成王在位37年（前1058—前1022），康王26年（前1021—前996）。尽管他一再声明此表属于试验性质，实际上却是运用新的年历资料，对工程《历谱》进行修订调整的最早也最有根据的尝试。李学勤对《历谱》的修正意见是，成王在位19年（前1042—前1024），康王在位28年（前1023—前996），余仍其旧。陈久金坚决反对改动《历谱》所定武王克商之年，认为这是许多人认真研究和论证的结果，不能轻易否定。陈久金是工程《历谱》的拟定者，坚持原定年代框架，将成王在位年数调整为32年（前1042—前1011）、康王为15年（前1010—前996），觉公簋列入成王纪年。（《对西周诸王王年的最终修正意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为了压缩康王在位年数，陈久金把学界公认的康王二十五年小盂鼎并入成王历谱，方法不免失当，很难令人接受。王占奎近期新拟年表，将克商之年改订为公元前1029年，成王在位12年，康王在位28年，以觉公簋为康王二十八年器。（《西周列王纪年的构拟——宣王元年即BC826年方案》，《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3期）此方案所拟成王在位年代明显偏短，多有窒碍。近出清华简《金縢》称“成王犹幼在位” ，与各种传世文献相印合。若成王在位只有12年，死时则不过25岁左右，其子康王继位必为幼童。然《尚书·顾命》等文献全无康王身为稚子继位的迹象。且成王卒年四月甲子入谱为三十日，与“哉（始）生霸”含义翩然相反。该年表又以作册夨令簋为昭王十五年器，亦与史实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