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青史斑斑 | 九鼎西周|上海博物馆|青铜时代

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湾的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青铜器三宝”。目前，上海博物馆将其馆藏的大克鼎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大盂鼎合璧展出，这是两鼎时隔十四年之后再度聚首上海。大克鼎、大盂鼎不仅独具历史与艺术价值，其背后的故事更彰显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守护之心。
鼎今天还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相当于夏、商、周三代，这一时代产生了工艺高超、种类繁多的青铜器，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诚如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言，“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离不开的”，而祭祀与战争正是当时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
今天当我们参观各地博物馆时，不仅能见到许多青铜器，而且常常为青铜器的名称与功能而难住，它叫什么，它有什么用，今人距离青铜时代已有几千年，提出这些问题实属正常。青铜时代留给今人的遗产，最大的一笔来自青铜鼎。鼎也许是今人最熟悉的青铜器，不仅因为它较之其他青铜器更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也因为有关鼎的成语、典故仍为我们使用。
鼎是一种饪食器，后来发展为礼器，一般分为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大克鼎、大盂鼎都是三足圆鼎，而目前我国已知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则是四足方鼎，足有832.84千克重。青铜鼎上常有精美的纹饰，一些青铜鼎上还有铭文，记载制作此器的由来，表达希望子子孙孙永存此器的愿望。
我们常用“一言九鼎”形容一个人说话有分量，倘若知道“九鼎”的内涵，便知这“一言”的分量有多重了。在西周的礼法制度下，不同社会阶层在着装、出行、器物的使用上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具体到鼎的使用上，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九鼎是最高的规格，没有比九鼎更高的礼遇了。
九鼎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可以追溯到夏禹。那时天下划为九州，传说夏禹用九州贡献的青铜铸成九鼎，将各地奇怪之物刻在鼎上，其用意是“使民知神奸”。百姓进入川泽山林采集生活物资时，因为已从九鼎上知道那些可能危害自己生命的奇怪之物的模样，就能很好地予以规避。细究禹铸九鼎的含义，一方面九鼎代表了夏朝对九州的控制，另一方面九鼎是国家与百姓沟通的方式，国家出于对百姓的爱护，善意提醒哪里存在危险。
九鼎在夏商周三代间的传承，使其具有了证明权力正当性的功能。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想必读者不陌生，但我们只记住了楚庄王的威风凛凛，却忘了王孙满的一番话揭示了九鼎深刻的内涵。楚庄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答道：“在德不在鼎”。以前夏桀昏庸，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这便是“革故鼎新”，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创造新事物。王孙满认为“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九鼎属于有德者，有德者能顺应天命，能以民为重，使上下协和，使邦国巩固。
铸造于西周治世，见证青铜时代的辉煌
大克鼎、大盂鼎都是西周时代的青铜重器，这里的“重”当然不仅指重量，也指其在礼仪上的重要地位、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两鼎原本都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盂鼎应征北上，此后安家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两鼎京申相望，镇护南北，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相聚，今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两鼎再度相聚，目前在上海展出，之后还将在北京展出。
两鼎中铸造时间更早的是大盂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康王在位时。周康王与父亲周成王共同开创了“成康之治”，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大盂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大盂鼎是圆鼎，口沿下装饰有一圈饕餮纹带，粗壮的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器的经典式样。使这件青铜器具有非凡价值的是鼎腹内壁铸刻的291字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册命贵族盂的史实。铭文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周康王向盂总结周文王、周武王立国的经验以及商朝灭亡的教训，特别提到商朝大小官员无不沉湎于饮酒，致使政事败坏，人民失望，告诫盂应敬畏天命，效法祖先南公，忠心辅佐王室，认真处理政事。第二部分是周康王册命、赏赐盂的具体内容，盂感谢周康王的赏赐，并铸鼎以祭祀祖先南公。这篇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且字迹端庄典雅，历来为书法家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