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青史斑斑 | 九鼎( 二 ) 西周|上海博物馆|青铜时代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周孝王在位时，他在位时最大的功绩是对西戎作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戎对周的攻势。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其纹饰较大盂鼎更加丰富且更具动感，口沿下仍装饰一圈变形兽面纹，每组变形兽面纹之间装饰扉棱，腹部装饰一圈宽大的波曲纹，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兽面纹，兽面鼻梁装饰扉棱。
大克鼎腹内壁铸刻一篇290字的铭文，由这篇铭文可知作此器者是一个叫克的贵族，他的身份是周孝王的一位“膳夫”，即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但克的职责不止于此。大克鼎铭文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克对祖先师华父的称颂，师华父辅佐王室有功，施惠政于民，周王感念其功劳，命克负责上传下达王的命令。第二部分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克感谢周王的赏赐，铸鼎以祭祀祖先师华父，希望此器“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是青铜铭文经典的结句，包含着对永远延续家族荣耀的期待。但永恒从来难以实现，家族的升沉起伏才是常态，盂和克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大盂鼎、大克鼎历尽劫波后存续了下来。
将鼎埋在地下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
我们今天能在博物馆中一睹大盂鼎、大克鼎的风姿，要感谢潘达于女士的守护与捐赠。两鼎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出土于陕西，有太多同时代出土的中国文物，或毁于战火，化为灰烬，或被偷走劫走，永远离开了故土。大盂鼎、大克鼎能够完好留存在国内，实非易事。
一般认为，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任村。岐山、扶风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出土了许多青铜器，有“青铜器之乡”的美称。大克鼎出土后，便为当时著名金石收藏家、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大盂鼎的流传过程比较复杂，它最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之后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去，他又将大盂鼎出售给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恰好宋金鉴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发现自己的心爱之物出现在市场上，他花了三千两白银赎回。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宋家家道中落，大盂鼎转手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袁保恒，不久他就把大盂鼎转送给了左宗棠。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遭官场流言中伤，幸得潘祖荫搭救，左宗棠为感谢潘祖荫，将大盂鼎赠送给了他。
至此，大盂鼎和大克鼎都归潘祖荫拥有，潘祖荫对此颇为得意，表示“天下三宝得其二”。潘祖荫死后，其弟将两鼎运回老家苏州收藏，并且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奈何两鼎名气太大，仍不断遭人觊觎。担任过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的晚清重臣端方以收藏金石为乐，他想了许多办法要从潘家获得两鼎，均以失败告终。如果两鼎归端方所有，我们难以预料两鼎是否还将留在中国。1911年，端方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起义新军杀死，他的后人因为生计无着，将端方的一批青铜器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后，面对美国人高价收购的利诱，国民党要员借鼎展出的要求，潘家均予以拒绝。
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日本人早已知道潘家收藏着大盂鼎和大克鼎，日军屡次破门而入搜查，均未找到。这时操持潘家的是一位叫潘达于的女子，她原姓丁，嫁给潘祖荫之孙后改夫家姓，丈夫不久病故，护持潘家文物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个弱女子的身上。在苏州沦陷前，潘达于已预感到文物不再安全了，于是在家中挖了一个大坑，将大盂鼎、大克鼎和其他一些文物埋入其中。两鼎就这样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
1951年，得知上海博物馆正在筹办中，已定居上海的潘达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大盂鼎、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所有人都能在博物馆中看到这两件珍宝。文化部接受了潘达于的捐赠，面对国家两千万元（旧币）的奖励，潘达于全数捐赠，用以支持抗美援朝。潘达于此后在1956年、1963年、197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珍贵文物资料近五百件。
【 西周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青史斑斑 | 九鼎】大盂鼎、大克鼎，既见证了青铜时代的辉煌，又照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伟大的文明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不断的守护而能赓续，伟大的文明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淬炼中而升华更新。（罗慕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