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勇：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新视野( 三 ) 西周年代学是一个富有恒久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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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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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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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等器，入谱也面临极大困难。因此，朱氏拟定穆王55年、共王35年、懿王20年、孝王3年、夷王7年，其中懿王元年定为公元前907年。陈久金、王占奎坚持工程《历谱》对懿王元年的定位， ?簋年历列入孝王历谱，新见高王年铜器列入相应历谱。陈久金拟定穆王在位53年、共王24年、懿王3年、孝王15年、夷王4年。王占奎拟定穆王在位37年、共王31年、懿王8年、孝王32年、夷王18年。真是“无边光景一时新”！
关于西周中期《历谱》的修订工作，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妨略加讨论。
其一，懿王元年的天象问题。由于“天再旦”用语过于简略，不定因素太多，是否确为日食，张培瑜认为很难判定。赵光贤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也可能是大风扬尘蔽日而后天色重开的天象。（《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为日食说质疑》，《人文杂志》1993年第4期）工程《历谱》对懿王元年的定位，懿、孝、夷三王在位仅22年，与厉王元年相距太近，不利于懿王前后高王年铜器的入谱，似乎也暗示这个方案可能存在问题，至少不能急于视为定论。
其二，穆王在位年代问题。《史记》明言穆王继位50岁，在位55年。这是共和以前关于周王年岁和在位年代的唯一记载，弥足珍贵。司马迁是一位严肃而又富有理性的历史学家，对天子年寿这种非要害问题，若无实据恐怕不会多此一笔。由怀疑穆王高寿进而对其在位年数随意增减，未必妥善。
其三，共王年代长短问题。从穆王寿过百年的情况看，共王在位时间不可能太长。即使不考虑穆王30岁左右生共王，保守假定穆王40岁生其嫡长，共王继位时也已65岁。若共王在位30年以上，死时亦成百岁老人。父子两代寿高如此，概率不大。不过，共王在位时间也不会太短，趞曹鼎纪年显示绝不低于15年。将明言“共王”十五年的趞曹鼎置于孝王或宣王时代，或定共王在位10年，（金宇飞：《西周诸王年代的新推定》，《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均属错误。
其四，夷王在位时间问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说：“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 ”杜注：“愆，恶疾也。 ”夷王继位后恶疾缠身，体质孱弱，执政时间不会太长。有的新拟历表定孝王、夷王在位50年，又波及厉王年代将其调整为15年，似与事实相扞格。
逨鼎与西周晚期年代的疑思
2003年，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出土的宣世逨鼎，使已有定论的西周晚期年代面临巨大挑战。两种逨鼎铭文一记“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 ，历日入谱在五月二十五日；一记“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 ，历日入谱在六月四日。二者皆与四分月相不合，也与断代工程的月相二系说一合一不合，从而成为西周年代学上的一大难题。
天文历法专家张培瑜首先考虑将宣王元年移后一年，即从公元前826年起算，两种逨鼎的既生霸历日可排入历谱前半月，一在朔日，一在十日。为此，张氏放弃了一贯坚持的月相四分说，进而提出西周晚期以初吉为朔，既生霸指上半月，既望、既死霸指下半月的新说。（《逨鼎的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朱凤瀚将宣王元年后移一年，试排相关铜器历日，以说明其可行性。（《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王占奎近拟年表，也采用公元前826年为宣王元年说，积年46年（含共和14年）。陈久金坚持传统说法，新拟历谱未列逨鼎历日，但早先认为逨鼎为厉王时器，共和时期可以继续使用厉王纪年，故将四十二年逨鼎置于共和6年，四十三年逨鼎置于共和7年。（《吴逨鼎月相历日发现的重大科学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李学勤推测宣王后期历法可能发生了错乱，或因十四月的设置不是一个整月，只有若干日，造成了逨鼎历日的失序（《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逨鼎的出土，给学者带来许多困惑，二十年来一直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案。问题出在司马迁对共和以后列王年代的整理上，还是出在以往对月相历日的认识上，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确实颇费思量。司马迁整理出的《十二诸侯年表》，使中国古代历史自共和元年（前841）以后有了确切纪年，是一项重大的学术贡献。工程的实施，也正是有效利用这个基础才得以向前推进的。如果对此加以调整，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新旧年代体系的巨大波动。当然，这不是说司马迁对两周之际年代的考订就绝对正确，但错误的发生应该不在共和、宣王、幽王的纪年上，因受资料限制更有可能在诸侯在位年代及与王年的对应关系上。如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等几位助力平王东迁的诸侯，《十二诸侯年表》所记其在位年代与古本《竹书纪年》不合，也与清华简《系年》《郑文公问太伯》不合，这是需要仔细考究的，可留待另文讨论。但是，对两周之际诸王的纪年，司马迁所掌握的材料远胜于列国诸侯，其可靠性要大得多，如何调整须持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