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也请了钟南山( 三 )

这是一种特殊的方法，这儿有缓冲区，有反应孔。我们可以同时区分其中的一些病原体包括冠状病毒和甲型和乙型流感，以及目前在中国可能的一些其他病原体。这里显示了阳性和阴性的对照曲线。它可以清楚地区分COVID 19和甲流乙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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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谈谈COVID19的临床特点。在中国，我们已经收集了1099个案例，数据来自31个省的452家医院，疾病和严重程度按照ATS标准进行分层。我们使用所谓的复合终点，包括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有创通气或死亡都算作终点事件。结果提示， COVID19的潜伏期可能是平均四天，大部分患者潜伏期为2到7天，其中大多数有接触史，多数曾到过武汉或者接触过从武汉来的人。
发烧和咳嗽最常见是入院时最常见的症状，因此在第一次入院时不到一半患者实际上仅患有咳嗽和其他不适，乏力等，住院期间非常快出现发热，然后咳嗽。有部分患者主要症状是胃肠道不适，在我们的病例内这并不常见。这些症状在重症患者中也较常见，重症患者也有比较多的合并症。
超过85％患者出现胸部CT异常，毛玻璃样改变（GGO）或双侧浸润是最常见的表现。有一些无症状患者，没有CT异常。
从实验室检查结果来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淋巴细胞减少症和CRP水平升高非常重要，实际上，这表明了患者的预后。超过1/3的患者有淋巴细胞减少症或血小板减少症。
当然，在病人中还可以发现肺功能或d-二聚体等的异常，但在严重病例中这些改变最为常见。在非严重病例中， 1/3的病例接受氧疗或机械通气治疗，糖皮质激素的平均使用率为18.6％。有41.5％重症病例使用了激素，仅13.8%的非重症病例使用了激素。激素治疗时间比较短，剂量也相对较小，例如每公斤体重2-4毫克甲基泼尼松；大部分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激素。
当时该人群的死亡率仅为1.4％，就像其他国家现在的情况一样，与其他报告相去甚远。因此，地区不同，时间不同， COVID的致死率也大不相同。在其他一些报告中，死亡率则高达15％或11％。我们的报告中，有67例达到了终点。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重症病例中，达到终点的风险是非重症病例的9倍。
然后我们来谈谈传播过程中传染性是否有所改变。比较武汉（包括来自武汉、居住武汉、有武汉病人接触史）和武汉以外的病人，我们发现，在武汉至少有一种合并症的患者比较多。所以在武汉更高。武汉的患者疲劳和呼吸困难的症状比非武汉患者高，武汉的患者有CT异常的比率也比较高。而在武汉地区，与非武汉地区相比， COVID 19感染年轻人和较少合并症的人也较多。
我们使用了Cox模型，针对地理区域进行调整分析。数据提示，湖北省外的患者出现症状到入院时间为4.5天，湖北省内为5.7天，其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换而言之，湖北有更多危重症患者可能与去医院相对比较迟有关系。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武汉的医疗保健资源枯竭。这样我们这些湖北以外医生的援助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还要看一下癌症患者患有COVID19以后的数据，您可以看到癌症患者中的重症病例较大，相关结果提示预后不良。
同时我们发现肿瘤合并COVID19的患者发生严重事件的比率明显增高。我们可以看到年龄、肿瘤这两条与死亡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同时高血压， COPD ，糖尿病的患者也有比较高的不良预后相关性。因此，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推迟稳定患者的辅助化疗或择期手术。因此，我们需要为癌症患者提供更强大的个人保护，并加强对癌症治疗的观察监测。
我们收集了超过44000的病例，特别是危重患者中的病死率达到49％。这太高了。我们使用10个风险因素来建立预测模型，由此区分容易发展成这些难以治疗危重病人的风险，是低风险，中风险还是高风险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