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古之遗爱,国之基石( 二 )


笔者认为,子产之所以对百姓让步而不废乡校,是因为他担心“犯众怒”的后果,也就是说,他是为了“小决使道”和“闻而药之”。然而,子产的执政看似开明,但如果人民的意志与国家的利益相抵触,他捍卫国家利益的态度仍然是坚决的。由子产“作丘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子产为增加国库收入,而“作丘赋”,此举加重了郑国人民的税赋负担。可想而知,郑国人民当然不会高兴。
面对郑国人民的毁谤,子产的态度是坚定的,他贯彻了自己既定的政策,丝毫没有让步。我们都知道,子产之所以“作丘赋”,乃是由于晋、楚两国索取无度,给郑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然而,大多数郑国人民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作丘赋”的政策自然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其实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道理。也就是说,如果此举是有利于国家的,那么国民就不应该计较个人的得失。
对子产来说,国家求生存的长远利益不容丝毫妥协,所以此时不能纵容郑国人民,如若不然,郑国就要灭亡了。
纵观子产的一生,他用心良苦,却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他既要强调国家的利益,又不能忽略人民的利益。正因如此,他对然明的“视民如子”大家赞赏,又批评陈国“不抚其民”、将会导致亡国。
然而,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譬如子产“作丘赋”事件,究竟要如何避免或缓和这样的冲突呢?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具体的文献可以解答。但值得注意的是,起初子产执政时,郑国人民都抱怨他,还批评他“取我衣冠、取我田畴”;当子产执政三年后,郑国人民却感激子产,他们唱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
由此可见,对郑国人民短暂的不利,却对郑国长远的发展大为有利。子产的举措得到了时间的验证,使郑国人民蒙受其利。
子产死时,“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从这种情况来看,至少可以推测出子产“作丘赋”之举,似乎得到了郑国人民一定程度的肯定。
子产重视“礼”的实质
我们都知道,“德”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德”的具体形式,就是“礼”。
在笔者眼中,早于子产的管仲要求齐桓公“尊王”,其实就是要他恪守对天子的“礼”。从管仲到子产,春秋的局面已经从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变成各诸侯国夺话语权的局面,此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国的利益便是来自于对小国的蚕食与剥削。由此可见,“德”与“礼”,已经不再是大国对待小国的态度了,然而,对于小国而言,“德”与“礼”,却是其得以生存的理论根据与“护身符”。
子产:古之遗爱,国之基石
文章插图
《东周列国·春秋篇》管仲剧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子产以“德”与“礼”来牵制和敷衍大国;另一方面,子产要求大国应对郑国有“礼”。这两点,由子产婉言相劝范宣子停止“重币”一事,和他到晋国“尽坏其馆之垣”一事,就可以得到证明。
而子产在郑国国内对“礼”的具体运用,就是他对国内诸大夫进行了一系列的约束。管仲曾经以“礼”尊周天子,而子产却是以“礼”尊郑君。至于他后来弃“礼”而“铸刑书”,实质上也是对大夫权力进一步削弱。
子产“铸刑书”
子产一生最特殊的作为,就是“铸刑书”一事。他虽然推行了这个措施,但其理论的建立,并不是由他完成的,而是后来战国的韩非子。
由于“铸刑书”是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对传统“礼”的一种挑战和否定,因此引起了贵族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
其中,最激烈的反对呼声,来自于“古之遗直”叔向。众所周知,叔向崇尚“礼治”,他面对“铸刑书”一事,自然会从“礼”的立场发言。大胆分析叔向的心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叔向眼中,“法”是掌握在贵族手中的刑律,这也是国家的“秘密档案”,而子产却想要把它公之于众!如果人民知道了法律的具体内容,那么将会依法与上位者争论不休,如此一来,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就荡然无存了,“礼”也会跟着消亡,这还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