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古之遗爱，国之基石丫环|开国|徐知诰|姑爷|小姐|皇后|老年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这是法家最根本，也是最强烈的治国信念。这种的观点，滥觞于春秋时期的子产。
我们都知道，随着时代的进步，墨守成规者将难以突破困境，甚至无法生存。春秋时期，子产作为积极献身于郑国的政治家，在掌握郑国政权后，他面对时代困境所展现出来的面貌，也符合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历史变化观点。
然而，子产并没有著作传世，因此欲探究子产的思想和实践，所能依据的资料只有春秋时期的一些零星记载。根据这些记载，笔者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子产极力维护郑国的国家利益；第二、子产对于“礼”的形式，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第三、子产的“铸刑书”一事，对后代法家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从这三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子产秉持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点。那么，笔者就来剖析一下这三个结论。
郑国的国风民情
欲了解子产的思想和实践，应当先了解当时郑国的国风民情。春秋时期，郑国“国人”的势力抬头，他们在郑国政治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其中的商人，他们逐渐能够以财富左右郑国的政治局势。
那么，为什么郑国的商业如此发达？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郑国的自然环境恶劣。郑国先天环境多“山林之地”，可谓“土狭而险，山居谷汲”。正因农耕之地不足，所以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活动，只能另辟蹊径。
二、郑国的地理位置较好。郑国北接晋，南邻楚，西通周、秦，东有鲁、宋、齐。这样优越的位置，给郑国的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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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列国·春秋篇》弦高剧照
由此可见，当时的郑国是一个商业形态的国家，其国内商人势力很强。我们很熟悉的“弦高犒师”，就发生在郑国，这证明了商人在郑国掌握着一部分的话语权，且势力庞大。从郑桓公受封之后，单独与商人盟誓“共处之”，也可以看出郑国君主对商人的重视程度。
我们都知道，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弊端就在于——商业社会结构较为复杂，而且统治者无法凭主观意志使商人全面平服。
那么，究竟该如何“以简御繁”？怎样才能妥善地处理这些社会关系？这就成了郑国执政者亟待解决的难题。
子产积极维护国家利益
子产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至上主义”。对他而言，国家主权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春秋时期，倘若一个诸侯国的主权长期受到侵害，那么这个诸侯国就不能被称为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也就是说，内政能否自主，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衡量标准。
子产是一位极其重视国家利益的执政者，他把“国家至上主义”作为对抗强国欺凌的一项利器。众所周知，先于子产的管仲，曾为了“霸天下”而建议齐桓公“三其国五其鄙”，子产执政时也使郑国“庐井有伍”。由此可见，哪怕郑国国力微小，他仍有“有备无患”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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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和管仲剧照
我们都知道，子产执政时，郑国无力对外开战，也就是说，子产无法拥有“武功”。那么，子产对内有何“文德”呢？
司马迁评价子产：“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笔者认为，子产“仁爱人”的表现，是他作为执政者，对郑国人民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让步。
正所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从子产不毁乡校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仁”。当郑国人民在乡校议政、然明建议毁乡校时，子产不仅接受了“庶人议政”的事实，还给予了郑国人民理论上的依据——“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也正因如此，此事被传为了“千古美谈”。
子产一直保留着乡校，把它作为了解民意、知晓民心的重要渠道。他集思广益，并以民众的好恶、褒贬为镜，有针对性地调整国家的大政方针，纠正自己的言行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