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种文化之间，张大千会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答案吗？( 二 ) 孙瀛洲|评估师|月光|鉴定师|归来|老年

洋画概易入于俗眼……（当今）革新者流，多倡自然主义，亦以写生足矫其（传统文人画）流弊……其写自然之精巧、周密，绘画自然远不及照相。而谓玻璃镜与感光药，科学所产之机械方法，可胜于绘画，谁不嗤其愚耶……若以写生为艺术之极至……（则）自照相法发明以来，绘画即可灭亡……然而，事实不然，绘画益形重要……盖写生之外，尚有其固有势力之领土故耳。
大村西崖采纳了中国学者的传统观点，认为绘画应超越模拟形似和外在美感这两种与西方写实主义并行的特质，继而实现谢赫“六法”之首条—“气韵生动”。在大村西崖等作者的影响下，17世纪最富表现力的两位个性派大师石涛和八大山人成为最受日本艺术家和收藏家追捧的画家。1926年，南画大师桥本关雪（Hashimoto Kansetsu，1883—1945）出版了一本关于石涛的书，书内插图均为日本所藏的石涛名作。其中包括日本藏家桑名铁城（Kuwana Tesujō，1864—1938）的旧藏、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归棹》册（含《山高》一帧）。在册页末的题跋中，南派大师、石涛的忠实追慕者富冈铁斋（Tomioka Tessai，1837—1924）誊录了“扬州八怪”之一郑燮（1693—1765）对石涛的一段崇仰之辞，也借此梳理了18世纪中国文人画的历史源流，及其逐渐演变成现代日本“南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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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冈铁斋在石涛《归棹·山高》册上的题跋
1922年，即大村西崖一文发表后的次年，北京的美术教授兼理论家陈衡恪（1876—1923）即发表了《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并将大村一文译成中文附在文后。陈衡恪写道：
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
可以说，陈衡恪此言为近现代关于中国传统画风的论辩奠定了基调。
不过，对中国传统的复兴和研究并不仅限于中日两国。在美国，恩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自19世纪90年代起，已开始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构建大规模的中日艺术品收藏。391878年，费诺罗萨曾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政治经济学讲师的身份赴日。是时恰逢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西方艺术热盛行之际。对日本传统艺术一见倾心的费氏见此情形，极力反对日本画恣意西化的倾向。1887年，他受命兼事于东京帝室博物馆和东京美术学校。411890年，费诺罗萨出任波士顿美术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并开始着手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建成为日本本土以外陈列和研究日本艺术的重镇。1897年，费氏一职由其日本学生、日本民族艺术活动家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ō，1862—1913）接任。自1904年来到波士顿之后，冈仓天心便全心致力于构建一流的中国艺术收藏。同时，其所著的《东洋的理想》（1903）和《茶之书》（1906）两书也令他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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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费诺罗萨
正当费诺罗萨和冈仓天心在波士顿致力于积累并扩充收藏之际，靠个人奋斗发家的百万富翁查尔斯·朗·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6—1919）也在努力构建他个人的中日艺术品收藏。1906年，他将个人收藏与华盛顿佛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的创建基金一起捐给了史密森尼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佛利尔是一名天生的说客，他竭力说服美国各家博物馆着手收藏亚洲艺术精品。20世纪10年代，当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在冈仓天心的指导下广罗中国艺术品之际，该馆主席加德纳·莱恩（Gardiner M. Lane）据说“始终担心有摩根作经济支持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会介入到收藏中国艺术品的竞争中来”。421912年，旅居中国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中国画学者兼收藏家福开森（John C. Ferguson，1866—1945）说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任命其为代理人负责在中国购藏艺术品。在佛利尔的建议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1913年末与福开森达成约定，以半买半赠的方式接手了福开森收藏的中国画。而在20世纪30年代及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劳伦斯·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6—1985）和李雪曼（Sherman E. Lee，1918—2008）这两位鉴赏家兼馆长，凭借其卓越的专业眼光和职业精神帮助堪萨斯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1]Atkins Museum of Art，Kansas City）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成功构建起了备受世人瞩目的中国艺术品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