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传教士的困惑:如何把中国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 二 )


 保尔|传教士的困惑:如何把中国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
文章插图
《坤舆万国全图》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与李之藻合作刊刻的世界地图。
保尔|传教士的困惑:如何把中国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传教士笔下的真实和扭曲
明末以来耶稣会士亲近儒教的发展策略,或许可以从圣徒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告诫中得到理解:“与犹太人在一起,成为犹太人,以战胜犹太人”,传教士们消弭自己与中国人的差异性,目的是润物细无声地开展传教。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欧洲人与中国人的差异性,传教士改换服装、学习汉语,他们还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尽可能走访更多的地方。
在此过程中,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增长了对中国的见识,也具备了为欧洲同胞介绍中国风土人情、地理人物的能力。于是,在明末清初,一批由传教士撰写的,面向欧洲读者,旨在介绍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书籍出现了。
虽然传教士想要“化己为他”,但他们毕竟与中国人有着本质的差异,一些古人习以为常,未曾记载的事情,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会觉得颇为新奇,或者格外有用,于是记载了下来。
比如明末商品的假冒伪劣行为,明朝人身处其中,或许不以为然,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却颇为震惊。他专门记载了一个事例,有人出售鹧鸪,看起来是完整的,实际上早在暗处划开了口子,割去胸脯肉,塞进了别的东西。
南北方的饮食习惯差异,也引起了这位传教士的兴趣。在北方,宴席的盘碟很大,分量也很足,却没有酒水。等吃饱了,菜都撤下去之后,仆人送来咸肉、口条等下酒菜,大家才开始正式喝酒。
而在南方,宴会的礼节比北方繁琐得多,盘子却比较小,菜肴的量也不大,但制作精致。南方的宴席从一开始就喝酒、聊天,等到上米饭的时候,仆人会把酒水撤下,标志着饭局进入尾声。
 保尔|传教士的困惑:如何把中国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
文章插图
影视作品中的士大夫宴席
诸如此类的记载,当时的目的是向欧洲人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场景,但流传至今,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认知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不过,受制于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层次,传教士的这双“异域之眼”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相,也不乏有理解错误的时候。而且,就算是“眼见为实”,在写作的时候可能又会有所变化。
比如曾在清朝宫廷效力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向法王路易十四献上了自己的著作《康熙皇帝》,这本书后来在巴黎公开出版。这本书的主基调是赞扬康熙皇帝,在他的治理下,中国物阜民丰,一派欣欣向荣之景。
事实上,白晋的话不免过于夸大,比如清朝实行的捐纳制度,富人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钱粮,就能够获得官职。康熙年间为了用兵、赈灾,大开“捐纳”,给官僚体系造成了不小的问题。白晋却认为这种选官制度很值得学习,而且康熙帝筹措钱粮赈济灾民,表现出了作为一国之君的强烈责任感,更值得赞扬。
白晋看到的历史场景是有限的,他笔下的内容更是偏离了真实。但结合这本书的动机,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了。白晋写作这本书献给路易十四,这位“太阳王”推崇君主专制,名言是“朕即国家”。白晋向路易十四献书,赞扬东方君主开明且英明的君主专制,其用意不言自明。
明末清初,诸如此类的传教士著作还有不少,许多都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启蒙学者了解中国历史,进而对比分析中国与西方制度的重要材料。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都曾以中国为例,赞扬开明君主专制的优点。传教士的记载,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至于这些记载本身是否真实、可靠,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态度的改变与话语权的易势
雍正二年,清朝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各地教堂被官府取缔。约五十年后,远在欧洲的教宗发布敕谕,宣布解散耶稣会。尽管西方传教士并未完全离开中国,但活动空间基本上只局限于北京,以服务宫廷为主,人数也大大减少,能够向欧洲传回的信息更无法与往日相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