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传教士的困惑：如何把中国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颜真卿|大唐芙蓉园|博物馆|西安|文物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保尔】
在早期东西方交流中，西方传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来到中国的首要目的虽然不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却不自觉担当起了这个任务。当然，他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也不是为中国的读者准备的——是外国人写给外国人看的中国历史。
这些怀有特殊动机的传教士，被历史学家称为“异域之眼”。为什么要看中国？如何看中国？他们看到了什么？又是否可信？
教会的困惑：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为何如此发达？
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由来已久，尽管在历史时期，通过N道贩子的转手，诸如丝绸、陶瓷之类东方的商品长期流通于西方世界，但东方的中国究竟在哪里？中国人是何来历？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世界的谜题。
在文艺复兴时期绘制的世界地图里，中国的位置可谓扑朔迷离，有时候霸占了地图的东部，有时候只偏居拐角，有的世界地图还以大西洋作为中心，把中国一劈两半，分别放在地图的两边。直到轰轰烈烈的大航海运动，西方人才逐渐搞清楚了中国的位置。
1655年，欧洲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包括了一幅总图和15个省份图，是第一套较为真实和完整的中国地图集，它的主要作者，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中国的真相逐渐清晰，然而基督教会却因此陷入了困惑与迷茫。按照他们的基本理论，没有信仰上帝的民族，必然是落后的民族。然而，与美洲印第安人截然不同，明末清初的中国并不落后，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欧洲还要先进。这些不信仰上帝，却有着先进文明的民族，在神的计划中吗？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历史纪年太长了，欧洲人发现，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诺亚方舟的大洪水之前。这下麻烦可就大了，如果中国人的历史是真的，那大洪水就是假的，进而推之，《圣经》的权威性也会受到质疑。
为了解决“变成了bug”的中国人和中华文明，走出中世纪不久的欧洲人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设想，一些在今天看来甚至是荒唐的。比如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中华文明是古埃及文明迁徙发展而来的。法国科学院有一位院士，为了论证中国曾经是埃及的殖民地，经过仔细研究，认为汉字是从埃及圣书体衍生而来的。
还有一位法国作家，写了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故事，主线是把一位中国哲学家送回尼罗河畔的祖国。就连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也参与其中，撰写了一本世界年代史纲要，想要以此破除中国历史对《圣经》的冲击，可惜不太成功。
这些奇思妙想的背后，有着不尽相同的动机，但其中一个共同目标，是把作为“他者”的中国，变成基督教世界内的一部分。如此这般，基督教的世界观才能建立，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让上帝解救中国人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就连当时的欧洲人也未必相信这些奇谈。比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他就对所谓“中国人起源于埃及”、“汉字源于埃及文字”的说法嗤之以鼻，对编造出这套故事的那位院士更是大加嘲讽。
欧洲人尚且唬不住，想要用这套说辞让中国人信教，又谈何容易！传教士们不避波涛，怀揣着传教的理想，万里迢迢来到东方，很快就发现他们的那套理论根本行不通，甚至连中国都进不去。
在明朝的最后几十年，借助开放海禁的机会，传教士们终于找到了新的办法。简而言之就是：变成中国人。
利玛窦是融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先在肇庆穿着佛教僧侣的长袍，宣传改良成佛经模样的天主教义。接下来，传教士们放弃了佛教徒的掩护，融入更主流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中，他们穿儒服、赞孔子，就连传教的文章也模仿儒学经典，文辞力求优雅。
通过亲近儒家的方式，耶稣会传教士更多以文人和学者的身份在中国生活，虽然他们也传教，但同时扮演了天文学家、数学家、画家甚至火炮专家的角色。传教速度固然缓慢，不过久而久之，经过几十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到清朝初年，耶稣会传教士已经成功地融入中国上流社会，即便是雍正皇帝颁布禁教令之后，宫廷里的耶稣会士仍然得到了清廷的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