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作家是如何还原中国古代江湖的(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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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不肖生的《拳术见闻录》一书平江不肖生澄清了诸多在过往记载中模糊不清的说法,比如他第一次提出了体系化的内力概念。在此之前,人们提到一个人有武力,大都只限于其技巧高超或者力气大,没有谁会说李逵内力深厚,或者张飞内力雄浑。而内力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充满魅力的概念一提出,一下就给本来有些草莽色彩的武术增添了新的深度。后来,港台研究者们接过了武侠研究的火炬,将古代构成江湖社会的诸多要件一一梳理清楚:民间有自己的武学传承,然而真正的高强武功在各大门派之中,各大门派从民间寻找有天分的弟子,也向民间输送人才(比如镖师)。再加上温瑞安和金庸等研究者在朝廷(也就是官方)与武术门派关系上的诸多研究,一个完整、多层次的武侠江湖才被还原于世。武侠史学史在武侠研究中,有几座高山。除了奠基者平江不肖生,为大众所知的主要是金庸、古龙、温瑞安这么几位。这一方面与他们作品的文学性有关,另一方面,这几位研究者确实也都在武侠史学研究中做出过范式性质的突破贡献。首先是金庸。从研究角度来看,金庸研究武侠历史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无人可及的——从春秋战国到宋元明清,都有涉猎。更可贵的是,在这么广的研究历程中,他还保留了作品的连贯性。射雕三部曲从《射雕英雄传》的南宋中期一直写到《倚天屠龙记》的元末,金庸一直紧紧追溯着这一长段历史中的几个关键史料——九阴九阳真经、武穆遗书——给后来的研究者呈现了一个动态变化又稳定传承着的江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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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还在门派研究上做出了很多贡献。前面已经提到,武林门派是构成江湖世界的重要因素,《七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粗略地提到了门派的地理位置,而金庸将这些门派的武学特色、传承历史乃至门派内的设施状况都详细描写了出来。现在我们脑海中对各大武林门派的印象几乎都是从金庸的研究中得来:少林寺有馆藏丰富的藏经阁,全真派兼具道观和大型体育馆的建筑风格,峨眉派只收女子——考虑到金庸当时身在香港,这就更显出其不可思议的田野考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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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度方面,金庸发掘出了古代侠客在“以武犯禁”之外的另一面。他提出,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古代社会,江湖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民族矛盾中,这也是之前武侠研究的一大弊病:把江湖当做孤立的存在,仿佛侠客们不用与世俗发生任何关系,这就走到了正史“侠客依附于世俗势力”的反面。最后金庸把侠客在卷入世俗后的行为准则总结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一概念也深入到国人心中,成为定义真侠客的最重要原则。金庸的武侠研究就像史学研究发展中的年鉴学派,专注于漫长时间段里的宏大武侠叙事。这些叙事还原出了一个大致的武侠江湖图景,然而宏大叙事难免少些细节,少些个体,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古龙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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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的研究风格明显受到了日本战国武士研究的影响,一般认为,古龙常用的“漫长对峙——瞬间分出胜负”的描写就来源于日本剑戟片。他更多专注于江湖中的个体本身,写出了侠客不只有为国为民的光明面,也有沉沦、放荡这些负面的情绪,有时候甚至会被这些负面感情支配——如果只看到侠客豪情万丈的一面,难免就会把江湖看得太过简单和黑白分明。虽然古龙在门派传承、江湖与官方的关系等问题上几乎没有建树,却补足了金庸构建江湖图景缺失的不少侧面——小人物是怎么在江湖中生存的,被认为是反派的人物有哪些动机。有一些观察入微的细节,比如百晓生和兵器谱,就比金庸在武林记录上所持的“华山之巅”观点,要更具说服力,毕竟山不会记录、排名,只有人会。温瑞安则另辟蹊径,对金庸古龙研究中都缺失的官方视角做了诸多研究工作。其《四大名捕》系列开辟了武侠研究的庙堂领域,更加深入地解释了官方与江湖世界的互动关系。另外,他综合了金庸和古龙的江湖构建,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世家门派”理论,用火器的霹雳堂雷家、用毒的老字号温家都被纳入到江湖之中,也给后来的研究者一个新的角度:门派不一定通过师承流传,也可能通过血缘乃至经济要素流传,大大丰富了武侠江湖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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