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作家是如何还原中国古代江湖的女人|任晓雯|冯小琴|顾磊|女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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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累地造成中国古代社会的隐秘一角在80、90后心中，武侠文化似乎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江湖、“侠之大者”这些词汇和话语也有着愈发浓厚的历史感。然而，与这种感觉相反，武侠文化甚至是“武侠”一词，都是相当近代的产物。严格来说，武侠、江湖，这些概念直到中华民国时期才成体系的出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不过，就和同样出现于近现代的“民族主义”一词一样，一个词出现很晚，不代表这个词背后的东西也出现得很晚。古人们没有近现代的社会科学，无法总结出现象背后的规律，但他们却可以用史书、文集等等手段记载下这些现象本身——古代人不知道民族主义，华夷之辩却一直存在于各类历史文献之中。武侠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隐秘的武侠江湖世界，却因为种种因素（比如底层话语权不足、重文轻武的传统）一直没有被广泛记载，直到民国时期，关于江湖的历史才被发掘出来——发掘者们不是史学家，而是一群通俗小说家。是武侠作家们让中国拥有了江湖。源流武侠史学者新垣平在自己的武侠史巨著《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的第一章《早期中华帝国的形成与武术世界的军事起源（上古—公元前100年）》中指出，最早关于中国武侠的记载是公元前485年，从南方森林中走出的绿衣女士传授给越王的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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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武侠的研究者都很容易看出这种说法的来源是著名武侠学者金庸的一本史学著作Sword of the Yue Maiden（《越女剑》）。这部著作是金庸武侠作品中最短的一部，更像是一篇独立论文，这种情况在史学研究中是相当常见的——当一个题材很有价值，却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持大规模研究时，学者们往往就写一篇简单的论文，大致阐述一下自己的发现。《越女剑》讲述了一位剑术高手阿青的故事。阿青凭借高超的剑术，训练越国的士兵，帮助越王勾践击败了吴王阖闾。这部记述早期武侠历史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远古历史特有的神化和夸大现象，金庸在结尾写道：“一千名甲士和一千名剑士也阻挡不了阿青”。这种以一敌千层次的武力在之后的研究中被证明是夸大其词，就像正史中能呼风唤雨的炎黄、蚩尤等神话人物。不过，为什么直到近代，才由金庸发掘出了这么久远的武侠历史呢。实际上，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关于武侠的文字记载，只是记载者大都是文人，并不知道他们记载的就是武侠，也无从得知在风尘中存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江湖世界。《史记》在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记载了不少明显是江湖人士的侠客，提出了侠客的行事准则：“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但却停在个人的层面，没有挖掘出几个侠客人物背后的整个社会体系。到了《汉书?游侠传》，更是将信陵、平原等战国士大夫定义为“游侠”，直接把侠和底层文化剥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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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现代武侠重要来源的唐传奇也有同样的问题。裴铏所写《传奇》中的聂隐娘已经有了很多现代武侠的要素，像“专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就是对轻功的精确描写，“一年后，刺猿百无一失……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这样的说法更是和不少经典武侠作品的练功描写如出一辙。然而受限于才子佳人的英雄史观，这些记录者还是把武侠当做一种偶发的个人现象。直到民国，大众文学、底层文字才真正出现。识字率逐渐提高、纸张价格的降低，最终导致了报纸这种大众传媒的出现，文字的消费者不再只有少数统治阶级文人，行走江湖的底层人士有了方便的发声渠道，还能获得不小的共鸣。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来源于日本，直到今天，关于汉唐史，日本史家的著作还是不得不读的经典。武侠研究也是如此，1900年后，日本作家押川春浪写了多本标题中带有“武侠”二字的小说，1903年，梁启超借用武侠一词称赞《水浒传》。愿意刊登武侠、甚至是以武侠为主体的报纸杂志也渐渐出现，真正严肃的学术研究也随之而来——向恺然，也就是著名的平江不肖生，本人就是一位武术理论家，写下过《拳术传薪录》等理论著作，成为了当代武侠研究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