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被贬期间：随着心理状态起伏，表现出三种的艺术状态( 二 ) 七绝|筵席|王翰|琵琶|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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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江州或者忠州一次贬官，白居易不足以被击垮，但是两次叠加，期望落空，境遇与想象形成的落差、造成的心态失衡，进一步侵扰到诗歌创作的方向和水准。白居易暴露在忠州的失望气氛下，这深入地打击到他的意志和文章信仰。这个时候白居易在被动中自然延续了江州弃作讽谕诗的惯势，并进一步与这种创作领地保持了距离。
所以，当有论者认为“白居易量移忠州后，面对荒凉偏僻的环境以及遥遥无期的归京之日，深感生命被弃置，使得其心情尤为低落。故其在色彩意向的选取上倾向于选择阴冷灰暗的色彩”，这种判断确实把握住了白居易忠州创作的主色调，但是这种判断意味着，未能对围绕忠州际遇产生的一波三折、以及白居易的主动调整等要素予以充分考量，尤其当从广义范围全面考察白居易忠州诗的创作时，这种论断就显得片面。事实上，交织于其间的诗人的自我情感挣扎，包含生活的各种色彩，绘就了忠州的独特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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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余地，穷而未工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自古以来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对于诗人因身处困厄而使创作增色的论述颇多。司马迁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论述，韩愈在《荆谭唱和诗序》中也有如下一段体认：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欧阳修也曾在《梅圣俞诗集序》中高唱诗穷而后工的观念：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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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此类表述和白居易的忠州创作实践，以“逐臣”自视、以“灵均”自比的白居易似乎具备了上述的诸多遭际，似将步入这样的创作佳期，其创作或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在忠州的压抑情绪下，白居易的创作并未表现出穷而后工的特征，反而总体上多是围绕着较为单一的情绪排布的日常苦闷诗作。这种异常状况或可从白居易职位上实际的升迁事实查找原因。
归京是白居易持续稳定的渴求，这种强烈愿望不会因为境遇变化而发生实质的改变。白居易在这种愿望的驱使下，即使遇到挫折，也能本能地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反复的评估，因而他可能会以此来安慰自己，自己的境遇是在一定程度上好转的，长安是更进一步了。因而随着政治参与的减少，其曾经激烈的创作产生停顿，他的日常创作虽然不辍，忠州百余首诗里有八十余首杂律诗，但是他并不以此类作品为意。他在来忠州前所写的《与元九书》中云：
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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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诗教的白居易要求删诗，在忠州前后元稹帮其诗集作序，说明忠州前后他的情志并不寄寓在此。剩下的感伤诗则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在《与元九书》写作的同时期，作者提到，其感伤诗存录有一百首，忠州期间则留下四十首。虽然江、忠之间以及后来仍有感伤诗创作，但是将忠州感伤诗的数量和前期感伤诗的总数作比较，可知白居易忠州期间的诗歌创作历程是情随境迁，随着外物不断扰动内心而被动反应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