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被贬期间：随着心理状态起伏，表现出三种的艺术状态七绝|筵席|王翰|琵琶|存世

白居易一生以仕途为意，虽然在晚年他常以闲适、悠游的姿态和面貌表达人生志趣，但白居易各阶段的种种意志基本上是围绕其仕途际遇之轨迹逐渐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其中忠州遭际深刻影响白居易的精神，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空乏其身”的效果，也在这种精神空白期形成了环境对人的全方位渗透。
白居易忠州诗歌所呈现的艺术状态与他在忠州期间的总体情绪和心境变化存在关联性，随着心理状态的变化而表现出三个层面的艺术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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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喜悦，各有况味
第一个层次是离开江州和离开忠州时所展现的那种喜悦所驱使的创作，但是这两个场景下又各有不同。
首先是离开江州时其满心期盼得到了实现而产生的喜悦。江州的山水人文浸润了白居易的精神和创作，初次贬官似乎迎合了白居易的“屈贾”情结，他追比古人的被逐流落，贬官江州似乎为自己的政治参与增添了积极的道德色彩。所以江州时候的政治打击并没有真正打击到白居易的文学实践，其创作所需要的因素是充足的，甚至因为贬官这一亲身的实在经历而增添了一种情绪上的丰富性、情感上的深刻性。
因而，当内心有所着落且暂时融入江州生活后，白居易以安稳期盼的姿态进入较为情绪高涨的轻松创作状态。此时的作品总体色彩呈现为明快多彩，节奏流畅不滞，语言和意向选取多呈现出积极的暖色调，这样的色彩一直延续到赴任忠州的途中。直到意识到忠州实际情况前，这种心态都伴随在白居易创作的基调中。因为白居易诗歌善于用起兴，所以审视这个期间的艺术特征，可以以其起兴基调来观察白居易诗歌呈现的艺术色彩。即使“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也是自我闲适状态下的一种较为轻松的自我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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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层次的另一场景是离开忠州时候的喜悦。如前所述，白居易极有可能得到新的信息，对未来有所预估。从离开前的最后一个短暂时期，直到离开忠州回归京城，其情绪都是徐徐上升的。但是这种稳定心态的出现，却似乎是突然的。
因而有一定理由认为，白居易这样的主动调整有外力的影响。诗歌苦涩、凝滞阶段过后，由于白居易的诗歌风格并未在极度压抑中得到淬炼，所以其诗歌呈现的精神不能凝练的特征在这一阶段继续延续，情绪经历冲淡了实际的创作能力和愿望，白居易所思考的东西促使他远离了诗歌创作阵地的自我惯性。这种断裂之后，他重新进入一个较为平稳的新的创作阶段。色彩随着预期出现而产生变化。
此外，白居易的喜悦中流露着低沉的情绪，这是在心灵打击下，未能完全承受被动打击所造成的压抑积累。这种情绪一时难以调整，如在返途中写的《恻恻吟》：
恻恻复恻恻，逐臣返乡国。前事难重论，少年不再得。泥涂绛老头斑白，炎瘴灵均面黧黑。六年不死却归来，道著姓名人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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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即使含有冤屈，今天也难以再追究是非了。当年的诤谏意志随着青春已然褪尽激情。从远贬炎瘴身陷泥涂的境遇回归，头白面黑；人事变迁，早已不是当年的情势和局面了。因此，即使得到归京的机会万分喜悦，但这个阶段所流露出的喜悦不由得与忠州的苦闷压抑及归京带来的沉重思考交错混杂，因而压抑后的创作缺乏激情和足够动力。
渐入低沉，陷入挣扎
第二个层面是在忠州任职期间的持久压抑下的创作，这个过程里同样有两种可区分的情绪。这个期间阴郁的色彩笼罩在大部分创作中，生活场景的单调，酒乐的勉强为欢，忠州人文场景给了诗人以“空乏其身”的效果，这个时候白居易在忠州认清现实后，情感基调所呈现的压抑、郁闷，促使其精神处在失控中。
贬官前白居易大量创作讽谕诗，激切而直露。过去的创作总是和政治人生相关联的。当忠州量移来临的时候白居易的政治机遇得到改善，继续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文章济世的逻辑，进而继续反映现实，是极有可能的。